第四次文代会是在１９７９年召开的，也是父亲赵丹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文代会。

    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夕，父亲作为电影界代表，参加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在那次会上，父亲还代表电影界上台讲了话。这个镜头是在１９８０年他去世后，为纪念他，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高仲明导演的纪录片《他还活着》中看到的。讲台上的父亲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双眼炯炯有神，充满着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希望与信心。后来，他果然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李时珍》《海魂》《聂耳》《林则徐》《烈火中永生》等等，至今还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真不愧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一名杰出代表。

    第二次文代会他是代表，第三次文代会他仍是代表。１９６０年，我有生第一次当上代表，与父亲共同参加了第三次文代会。１９６３年，我刚从日本访问演出归来，国内正掀起大搞现代戏的高潮，父亲正在筹拍电影《鲁迅传》，由于上海市委提出“大搞建国后的十三年”号召，父亲要拍的《鲁迅传》几起几落后，终于不得不下马。文代会后，我们父女双双投入现代戏：我与同行们一起下生活，积极创作演出大型舞剧《八女颂》（即《八女投江》）；父亲下福建林区后拍了现代题材电影《青山恋》，直至他一生拍的最后一部电影《烈火中永生》……

    １９７９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了，中国文艺界终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劫后重生的父亲再次当上文代会代表，我也十分荣幸地当上了代表，父女双双再次相聚在这次特别有历史意义的文代会上。父女俩在会上见到许多劫后重生的老知己、世交，看到前辈们个个精神百倍，并没被“四人帮”压倒，一个个顽强地活了过来。我看到了舞蹈界的老前辈吴晓邦、戴爱莲依然硬朗，我也看到了诸位大画家刘海粟、常书鸿、华君武、黄永玉、丁聪等等。他们有的是我父亲的老校长、老师、老友，有的是新交的画友，还有其他多方面的艺术大师和知名人士。父亲高兴地把我带到电影界白杨、张瑞芳、秦怡、于蓝等阿姨的面前，一一问候，亲人般拥抱。

    父亲又禁不住开玩笑，说：“还是我女儿行啊！一直说我要去美国领《林则徐》的奥斯卡特别奖，这下可好，老子没去成，女儿倒是参加中国艺术团，代表国家第一次去美国访问演出了。唉！老子不能不甘拜下风！”说得大家哄堂大笑，父亲又习惯地掏出手绢擦拭他笑出的眼泪。

    想知道我父亲炯炯眼神的出处吗？４０年代，父亲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送进新疆监狱近三年，险遭枪毙，幸亏由周恩来、阳翰笙设法营救出狱。由于牢中常年光线阴暗，出狱后，一见阳光或受风，眼中常常含泪。十年浩劫，父亲又遭“四人帮”迫害，冤狱三年零三个月，昏天黑地，更是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父亲常开玩笑：“这一来坏事变好事，拍戏上镜头，眼睛更有神了，水汪汪、闪闪发光！”

    第四次文代会使大家最振奋的是，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迎来第二个春天的重要讲话。讲话如同号角，鼓舞着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夺回十年失去的艺术青春，为迎接即将来临的第二个百花盛开的春天，加倍地奉献！奋斗！

    女儿比父亲的命运好。第四次文代会后，我马上参加了舞剧《宝莲灯》的复排，随后又带此剧参加香港第九届艺术节的演出。19７９年复排《梁祝》《西班牙舞》《长绸舞》，随中国歌剧舞剧院小分队在全国巡回演出（包括慰问广西前线），共２９０场。１９８０年又新创主演了大型舞剧《剑》，随后由上影厂拍成电影，相继又举办了两台赵青舞蹈作品晚会……可父亲，由于各种原因，再也没拍成一部电影，三年后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他带着他的银色的梦：《周恩来》《鲁迅传》《李白与杜甫》《闻一多》《齐白石》……遗憾地早早离开了我们。但这三年，他为了迎接文艺的第二个春天，全身心地迸发出炽烈的爱，顽强拼搏，执着追求，直至生命终止。不能拍戏，就拿起画笔，蘸上墨和各种色彩，在宣纸上画了二百余幅画，画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爱，画出了他十几年的艺术才智。他对上海、北京两地戏剧学院的学生们讲述他几十年艺术创作的成功与失败，将他毕生用热血创造出来的“赵氏表演体系”传给了下一代。他又废寝忘食地书写了两本著作《地狱之门》和《银幕形象创造》，把对人生和表演的总结献给了后人。为了拍戏，他四处求领导，求同行编剧本，终于在19７９年年底和日本朋友签署了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合同，他终于盼到再上银幕了。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病魔早已在扼杀他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念念不忘他心中的文艺春天，他向人们道出了他一生的感悟，一个艺术家的真谛：人活着或者是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幸福……

    这宝贵的精神遗产，将激励我们后人为祖国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而奋斗不止！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