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15时，纪念中国文联成立六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图为老艺术家代表、中国文联第八届荣誉委员周小燕发言。中国文联网 孟祥宁 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正在欢欣雀跃中迎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我接到通知，让我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一个会议。那年我32岁，回国将近两年了。我很奇怪，记忆中爸爸常接到通知去开这样那样的会，现在怎么会叫我去开会呢？当会议召集人说了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后，我就有点忐忑不安了。他说，今天把你们召集过来就是因为马上要在北平开文艺工作者的会议，是文艺界的大团结的大会，是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你们将作为上海的代表去参加这个会。

    我回来以后就很担心地跟大家说，你们知道我要去开一个什么会吗？叫我去北平，去做代表！参加会议的都是革命者，我又不是革命者，我不敢去。后来一个朋友跟我分析说，是要你去学习的，要教会你今后如何参加革命。我听了朋友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有点放心了。

    6月底的时候，我到北平去参加会议了。当时，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济济一堂，特别热闹，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我是在那次会议上才第一次接触到解放区的文艺节目的，听了很多中国民歌。当时我刚从国外回来不到两年，脑子里都是西洋的调式，没想到中国民歌这么好听，中国音乐那么优美又激动人心。看歌剧《白毛女》时我是一边看一边哭，在眼泪中度过的，感动得不得了。我感觉革命文艺队伍很强大，有很多杰出的人才。开会的时候发给我们一个小本子，我看到其他人用它来签名，于是在会议的间隙我也拿着它到处找人签名，上面就有周总理写的：为建设人民音乐而努力；巴金写的：我们都高兴听您唱的歌；茅盾写的：为人民服务者，拜人民为老师；田汉写的：唱出人民的声音；郭沫若写的：为人民服务；丁玲写的：人民歌唱家，是最光荣的称号，为人民歌唱而歌唱人民吧！在那些天里，“人民”这个词汇一次又一次出现在眼前，响彻在耳畔。

    参加会议的很多人是我弟弟的战友，我以前都不知道或者不认识的，像张光年他们都来主动和我打招呼，这也让我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不能忘怀的革命情谊，我非常感动。第一次文代会是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家的大联欢，我觉得我当时一直被欣喜和感动的情绪包围着。

    我和贺绿汀也是在这次文代会上第一次碰面。我在法国唱过他的作品，但是以前从未谋面。我听说贺绿汀也来开会了就去找他，结果我没找到他，倒是他找到了我。他当时就很瘦，穿一件列宁装，一双布鞋，特别朴实。他跟我说以前在武汉的时候我爸爸帮助过他，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说反正我在外国唱着你的歌，这次回去后我不要总是唱拉威尔、德彪西的歌了，我要多唱中国的作品，多唱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

    在会上我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还听了董必武、陆定一、郭沫若、茅盾的讲话和报告，印象深刻的还有张庚讲解放区的戏剧、艾青讲解放区的艺术教育、李凌讲国统区的新音乐运动等等，这些讲话和报告让我觉得非常新鲜，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还记得巴金的大会发言题目叫《我是来学习的》，其中他还特别说到了一点，说在会上感到了友爱的温暖，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感觉，那么多文艺工作者聚会到一起，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这时候的我们好像找到了伙伴，感受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也看到了巴老说的“怎样把艺术和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汗水调和在一块儿创造出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我觉得巴老的发言说出了我的心声。

    会议对我更大的一个意义是对我思想的震撼。去北平之前我一直感觉惭愧，觉得我学习的东西和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为革命出过力，我没有资格当代表去北平。在会上我见到周总理时就把自己内心的愧疚感说了出来。总理说：“小燕，你的弟弟德佑放弃优越的生活参加我们的队伍，为了革命牺牲了，你要像你的弟弟学习。你说你没有参加革命，我觉得参加革命不在迟早，主要的是站在人民的这一边。”我听到总理这么说非常激动，觉得只要站在人民的一边就也是革命者的一员了，总理的话鼓励了我，也让我从此把“人民”两个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间。

    7月6日，毛主席来到会上，他在讲话里讲：“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主席说完以后，下面的掌声一浪接一浪，我激动得手都拍疼了。又是“人民”！主席的话再次给我深深的震撼。

    会上还给我们发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指出文艺工作者是革命队伍的一部分。通过学习，我感觉到我的工作通过“人民”两个字和革命挂钩了，我突然感觉明白了一些什么。

    我想起了以前在法国留学的日子，我当时最怕老师在下午五六点的时候安排我上课，夹着书本走在路上，看到天色暗下来，我会突然觉得空虚、茫然，有时甚至一个人走着走着眼泪就流下来，那时候尽管战乱频仍、奔波流离，我却从来没有因为经济的困窘流过眼泪。我流泪不是因为想家，更不是因为专业学习的问题，而是因为在那种情境下常常觉得自己没有方向、不知道要做什么，为谁而辛苦和努力。

    所以，这次的文代会给了我方向，我再也不茫然了。我的方向就是用自己的能力为人民服务，简而言之就是：为人民歌唱！

    7月14日夜里，在北平御和桥二号的园子里，举行了这次会议的招待宴会，欣赏完各个民族代表的歌舞表演后，我也受邀为大家演唱，这一次的演唱是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的经验，我作为革命者的一分子为其他各行各业的革命者歌唱，怎能不让人兴奋和喜悦！热烈的掌声似乎表达着大家对我这个新加入革命团队的人的欢迎和鼓励……

    那次会议还有一个花絮：大家都觉得列宁装穿着很精神，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列宁装，但是我比较瘦，衣服做得有点大，我就用腰带一扎，觉得很自豪，觉得自己像个革命者的样子了。后来我就穿这件衣服回了上海。有人看到我穿这件衣服就说：周小燕一个月就变成了革命者了，是投机者。我听了以后，刚刚在文代会上被鼓舞起来的热情有点受打击，总理都说了，站在人民一边就是革命者，我是发自内心地站在人民一边，却有人说我投机，心情有点沮丧。后来有一次又见到周总理，我跟总理说他们说我投机，总理说：“投机好啊，只要你是投人民的机。”

    那以后，我就把文代会的感受和体悟带到自己的工作里来了。后来提倡“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时候，要下乡改造，从法国回来的我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一起生活，生活条件可以说天壤之别。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老是想起在文代会上受到的鼓励和教育，我觉得我确实是需要改造，把自己的思想改造到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

    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事情，变成一个有用的人，是受到第一次文代会的教育，那次文代会不仅用党的文艺理论武装了我，更重要的是，让我看到了文艺的作用不仅是娱乐，它具有指导方向、端正态度、明确目标的作用。在革命时期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建设时期，我们更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朝什么方向努力，该提倡什么，该反对什么。明白了这些，才能在工作中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因此，第一次文代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了自己“为人民歌唱”、“为人民教育歌唱家”的终身努力方向。

    转眼60年过去了，当年文代会上的很多亲切面容已经离去了，但是那次文代会给我的精神财富却一直激励我工作到今天，我常常用自己在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收获来激励自己、对照检查自己，来教育我的学生。一个人做事情一定要明确目的、方向，盲目、混沌不清是不行的。在我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了很多学生不同的作品，但是我会问我所有的学生同一个问题：你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个人成名成家还是为祖国为人民歌唱？这两者境界是不一样的，境界的高下决定你多大程度地努力和多大程度地付出，同时也决定你多大程度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喜爱。这个道理我是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以后懂得的，自从懂得了这一点，我就对自己和我所有的学生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和评价标准：永远都明白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祖国工作，为人民歌唱！（涂怡岚根据作者口述整理）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