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广州解放，我迫不及待地坐上首班火车从香港回来了。那时，广州华南文艺学院正在招收“革命文艺学员”，我一看是“干革命”的，又是学艺术，二话不说就报了名。进去后才发现，其实是招文艺干部，是要来做事的。当时，欧阳山任学院院长，同时也是华南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他知道我之前搞过１０年艺术创作，就把我调到华南文联编辑出版部做代组长，负责《华南文艺》和《华南画报》的组稿和编辑。

    当时，由于文联刚刚成立，各文艺家协会也还没有建立，稿源很缺乏，我只好动员社会力量投稿，实在不够就自己写。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写稿，只能发动接受进步思想的人写稿。我们一个月开一两次座谈会，讲党的文艺政策，逐渐把社会力量发动起来，投稿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从１９５０年开始负责组稿，其间又到过工厂、邮电总局主持“三反”工作，回来后继续干，直到１９５３年，黄新波组建广东省美术工作室（广东美协前身），把我调去帮忙。我和何克狄、黄安仁专门负责美协的学术活动，发通知、搞刊物、帮报纸约稿、开讲座、传达文艺政策、联络会员，跟现在协会一样，偶尔也创作一些宣传画、连环画、年画。

    １９５３年９月，黄新波推荐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广州还未解放，我还在香港，现在可以参加了，心里当然充满期望。在香港期间，我读了很多进步书籍，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知道共产党很重视文艺、美术的作用，让我非常向往，所以广州一解放我就赶紧回来了。记得当时苏联很重视雕塑，我也期望着雕塑能在中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参加第二次文代会的人大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年轻的很少，我算其中之一。最多的是从延安回来的艺术工作者、老干部，个别从香港回来的进步人士，美术类的以版画家居多，像黄新波、胡一川、李桦等等。当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到会接见代表，毛主席还主动过来跟我们握手。会议气氛热烈，看得出文艺界相当团结，让我觉得在新中国搞雕塑是很有前景的。

    １９５７年文艺整风，我主动申请下放高要新桥乡接受改造。到农村后，近距离地接触工农生活对我的思想观点、立场、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影响。我知道了哪些是劳苦大众讨厌的，哪些是他们喜欢的，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没用的，更重要的是，让我更加尊重劳动者了。

    １９５９年，我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雕塑工作，回来后才知道上级把我调到新成立的广州美院当老师，就这样结束了在广东美协工作的日子。回想这十年，从追求艺术的角度来讲，这些经历是千载难逢的锻炼机会，是我所有艺术创作的源泉。

    （潘鹤为广东省美协名誉主席）

    （采访整理：黄栩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