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化部、财政部支持，自２００７年春天正式启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创作的收尾阶段，今年春夏将截稿收件，８月至９月将进行展览，并将巡展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而在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是创作工程的参与者，有关“重大历史题材”的种种话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再次踏入

    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历史画创作。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历史题材创作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作为重点。”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所说的是上世纪５０年代分别由文化部、中央革命博物馆组织的两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历史是对过去岁月的记忆，而革命历史则是对革命年代的记忆，美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因而就成为图解革命历史的重要形式。在新时期的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３年、１９９７年，各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又举办过规模不等的历史题材主题创作，而今次以１００件（幅）的规模、百余位美术工作者以国画、油画、雕塑（包括壁画、浮雕）等美术门类反映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重大历史事件，再次踏入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力争创作出具有民族史诗性质、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型创作，在共和国建成６０年的岁月中尚属首次。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等政协委员认为，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历史画创作，产生了《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精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审美价值取向，而今天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命题，则具有完整的展示序列和全景式的视野，因而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美术力作。吴为山委员说，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历史题材创作注重再现，强调的是用写实手法表现现实题材，所以欠缺透过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历史观的价值判断和提升的悲剧意识。“这也是我们想在此次创作中着力挖掘的。”吴为山表示。

    毋庸赘言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也不必再论悲剧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单就历史事件转化成艺术作品这一过程中，历史事实如何与艺术规律、创作水准有机结合这一点，就是对众多艺术家的极大挑战。对此，龙瑞委员说：“图解历史事件，艺术性还是一个大问题。”在不少身为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的代表委员看来，由于创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思想经历与百余年前的历史事件有着天然的时间距离，因此在表现反抗“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百年历程的作品中，以大场面的正面刻画为多，细节、情节上的处理相对简单，由于构思的相似导致画面雷同；有的作品还存在“话说得太多”、画面处理得太满的毛病。“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不是中国画的强项，以国画手法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我们一般的艺术品评标准——意境、笔墨，还都是起作用的。”龙瑞说。

    创作需要

    再次回到历史长河之中

    创作《虎门销烟》的李延声委员、记录《皖南事变》的施大畏委员、刻画《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杨力舟委员都认为，历史画创作的关键不是宏大场面的呈现，而是精神层面的开掘。“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给艺术家带来的是两个重要课题：其一是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形态，其二是以艺术语言找到对历史创造性的解读方式。前者是客观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丰富的资料去找到并且还原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后者则是没有穷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去解释历史。”吴为山说。对于创作者而言，如何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历史进程中关键的一瞬，并通过静止的平面和三维的空间来定格和塑造，是最为吸引人的话题。

    曾经在３０年前画过《毛主席派人来》的韩书力委员此次创作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这个岁数的人可以说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因此我想以参与者的身份来把握这个主题，以细节来阐述这个主题。”韩书力三易其稿的结果是，作品背景借用西藏传统美术的元素，主要人物是待解放的农奴和一支进藏的筑路工农兵部队。“由于是‘和平解放’，所以这支部队背的不是枪，而是行军包和筑路铲。”

    三易其稿并不是特例，吴为山的雕塑《义勇军进行曲》改了１１稿，只为了一个人物——聂耳。“我没有选用聂耳作品或者指挥的动作，而是把动作放在临界点上，蓄势待发具有更大的张力，以表现聂耳在行走中的身体的运动、衣服的飘动，用个体的形象来展现义勇军不畏强暴、激越昂扬的斗争精神。”而龙瑞等创作的《红旗渠》则没有把重点放在开路修渠的群众身上，而是用山水画的形式展现红旗渠的全景。“用山水景物也能代表当时战天斗地的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的创作更多的也可以视为艺术手段和形式的开拓与艺术思想的解放。”龙瑞说。吴为山则认为，与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创作相比，我们当今的创作应该更重表现——站在历史宏观的视角上，我们如何用手中的刀、笔“看待”１８４０年以来这段历史？

    历史主题的美术创作，以客观史实为基础，而又不应止于对“客观”史实的记录，其中应该包含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和判断。这在一些反映新时代社会变革的作品中有集中的体现。施大畏、陈醉等委员认为，像知青题材、恢复高考、新时期的农民与土地、特区开发、战胜非典、希望工程、民族大团结等题材，不像１９４９年以前的革命战争题材，有特定的情节、人物乃至主题，它们更像社会生活中的一段“河流”，选择哪一个角度去表现和剖析，每一个创作者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陈醉说，只有牵动每一个普通百姓心灵的事件，才称得上重大，所以创作者应深涉生活之河，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见证历史事件，让普通人的情感融入历史事件，在平凡中折射出伟大，才能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出厚重的历史感。施大畏说：“通过主观、创造性的表现，把丰富的思想感情寓于作品之中，使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更传神，并补充历史事件在时间流逝后无法复原的细枝末节，最为考验创作者的构思功力和人文关怀。”——说到底，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始终是涉过历史题材之河、回溯历史事件原貌的美术工作者的必经之途；惟有如此，国家花费１亿元打造的“造型版”民族史诗，才能取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伦理共识，美术家再入“历史之河”而创作出的作品，才能以民族为根，在国民中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共鸣。

    （编辑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