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这里有自身发展规律的因素，更多的还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世界经过了两次大战，发现并非所有争端都能通过武力解决，于是回过头来重新认识文化。冷战年代，我们曾用“乒乓外交”打开了僵局，而西方也悟出了用“和平演变”来对付我们，这些都属文化手段。今天，对话成了国际交往的主流，所以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话语权的重要，它往往会牵涉到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和社会的发展。当前“全球化”的问题就是一例，就文化的角度言之，第三世界以至第二世界都感受到它的冲击甚至威胁，更逼迫我们去认真思考和应对。

    一 关于软实力的引子

    现在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应该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这明显体现了我们国家政策的变化和时代的前进。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二方面我们国家自己的综合国力也逐步在增长。

    文化确实有一种亲和力，有一种不需要剑拔弩张就可以沟通甚至友好相处的功能，所以叫做软实力。上次我去西班牙参加中西论坛，规格很高的国际会议，胡启立、陈昊苏同志带队，曾培源副总理在大会发表演讲。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在电视中常见的两国政府官员各坐一边面对面会谈式的会议，很严肃，既好奇又有点紧张。我属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在会谈时做了一个发言，就是从两国的文化共性切入的。我说中、西两个民族都是极富想象力的民族，所以都出了很多独具创造性的天才艺术家。我们两国人民还有一个共同的审美追求—— 一个国家的国旗颜色是最能代表这个国家的审美好尚的，中国是红色和黄色，西班牙也是红色和黄色，所以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大家听了都很高兴，谈话也轻松愉快。休息时一些西方的代表还走过来寒暄，意犹未尽地继续延伸这个话题。这就是文化的亲和力，我们需要这种亲和力，我们也应该善于运用这种亲和力。

    二 直面危机

    国际上的文化交流并不都是平等的，我们到欧、美学习，是把整条“生产线”弄回来，我们办油画系，戏剧学院、芭蕾舞学校……但是，洋人学我们，没有回到他们国家办中国画系、京剧学院。有人说，洋人很喜欢学我们的京戏，还在电视里面表演、比赛呢。我说，他们“喜欢”，第一是为了辅助学习汉语，第二更多是好玩、好奇，是把它当卡拉OK唱，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走向世界”。演出也一样，一些海外歌星在大陆大把捞钱，但我们的很多国外演出尤其是维也纳金厅的演出等都是自己花钱的。没有太大意义，只是花钱做广告。而且还给所在国的使、领馆带来麻烦，要花很多力气组织观众，或请人来看。为此他们还向文化部提意见，是否加强控制。“两会”时也有音乐界委员提出同样的呼吁。

    美术市场，一些“当代艺术”，基本上是在外国人的商业操作下，以他人的好恶为荣辱，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自尊。在日常生活中就更普遍了，在国外经常碰到新一代的中国人不愿意做中国人。在国内，类似的被殖民意识也在滋长，大量直接夹用外国语言文字，甚至充斥于我们的党报和大众传媒，不少委员为此多次呼吁，中央领导也曾经关注，但依旧我行我素。一些青少年以夹用个把洋词、甚至模仿港台语调或生活小节为时髦……这些，都是文化，而在其背后却是一种价值取向。

    三 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思考

    “全球化”的逼迫，教会了国人在思考类似问题时不得不提到国家主权和文化战略的高度。前年我在“两会”时提了一个提案，内容是我们应该正视国家文化危机问题，应该有一个预警机制，建议建立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机构，给政府做参谋。提案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国务院批给文化部。经文化部领导研究，决定将机构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于是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就在我们院诞生了。他们开玩笑把我封为“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之父”……文化部也很重视，后来搞课题是请部领导来挂帅，中心也经常给中央、国务院两办提供咨询报告。这些都说明国家对于文化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前不久，全国政协也主持召开了有关这个专题的研讨会。就艺术领域，我建议几点供参考：

    1 加强文化传统的宣传教育

    我突然发现，不仅仅是青少年，现在连很多“知识分子”也不会写中国字了。一位医务界人士填表时居然不会写我的名字，问“醉”字怎么写？我说“酉”字旁一个“卒”。他又问，哪个“有”字？我想如果跟他讲天干地支中的“酉”字他就更糊涂了，我告诉他喝酒的“酒”字去掉三点水，但他还是说不会。我实在没法了，干脆反问他东西的“西”字会写吗？他终于说“会”了。我说那好，在里面加一横，再在外面右边加个下象棋的卒子的“卒”字便是了。一个“醉”终于艰难地组装出来了。这些问题都得反思我们的宣传、我们的教育。                                  

    当年殖民主义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原住民忘记自己的历史，疏离自己的文化，这样好重新植入他们历史、文化，最后认同他们的价值观。现在不是用枪炮进行殖民的时代，而是用文化殖民的时代。我们要警惕“被殖民意识”的滋生，应当强化我们民族精神、文化传统的宣传教育，强化自己民族审美理想的承传。

    2 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

    不能说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我们历来有自己的审美追求，有中华民族共同的崇尚与好恶。只不过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于“左”的路线干扰走了一些弯路。就艺术创作而言，一些价值标准不尽合理。譬如荷载太多的意识形态内容，违背艺术的自身规律，口号与实践名实不符等等。现在时代发展了，观念变化了，艺术多元了，国际交流也频繁了，尤其全球化的浪潮冲击，所以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成了当务之急。这里面首先要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二要体现我们的文化传统，三要体现我们的民族审美理想，四要体现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五要体现时代性和包容性。另外，还应认识到，这是一个总体的追求和规范，她需要千千万万人去实践，需要长时间的验证、发展和完善，逐步积淀于国人的意识中，形成一种本能的判断，以她为理想，以她为自豪。

    3 尊重人性、遵循艺术规律

    国外的一些优秀影片的确很感人，他们没有直接的说教，更没有喊口号，但骨子里往往透出一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人性的尊严。《胜利大逃亡》、《桂河桥》和《拯救大兵瑞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现在我们国家提倡人性化、人文关怀等，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其实，尊重人性、尊重人是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取向。还有，热爱祖国、团结互助更是所有国家和民族所崇尚的精神。但是，当我们在倡导这种价值观念的时候，在其行动本身就应当尊重人性、遵循艺术规律。譬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树了一个雷锋的榜样，这是我们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人人都能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社会当然太好不过了。然而，这个标准毕竟拔得太高了，这是共产主义的境界，一般人难以做到。于是，不少人就说假话、做假事，而文艺作品也是一派“假大空”。到“文革”时，更是酿造了全社会的人性扭曲。改革开放，我们的双脚回到了地面，沿用了“志愿者”的方式，真心情愿地为社会做奉献，这是人性化的。今天，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也脚踏实地了，有血有肉有人性，它们都越来越真实地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精神。

    4 多方扶持

    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其实也是国家意志的表达，所以，国家应当予以扶持，而且还要动员社会力量给予多方支持。日本有钱，他们在别的国家建日本博物馆，花钱请人去日本研究日本艺术，不断宣传日本，这样逐渐就会有更多的人对于日本艺术感兴趣。个别西方国家根据他们意识形态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收购我们的当代艺术尤其是一些政治波普，很自然就起到了渗透他们的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我们国家也以我们的价值标准，奖励优秀作品、博物馆重点收藏作品、收藏家高价收藏作品，那我们的价值体系确立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当然，说来容易，毕竟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是，穷有穷的做法。譬如，分期分批或有针对性地拨款，譬如，出台有关税收政策，鼓励企业收藏，譬如，在主流媒体重点推介优秀作品，提高广大观众的审美水平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5 注意对外交往的策略

    中国逐渐融进了国际大家庭，国际交往越来越多，这需要一个互相了解、互相理解和互相适应的过程。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同，有些问题、有些提法在国内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国际上或在一些国家里却未必如此甚至完全相反。反之，亦同样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相关国家的文化、体制，做到知己知彼。我们要有君子度量，要能够做到“腰杆硬、嘴巴软”。腰杆硬，就是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有原则，有主张。嘴巴“软”，不是软弱，而是温和、亲和。即便是对立的观点、不同的体制，也尽量寻找共同的因素、搭建沟通的桥梁，甚至还可以运用对方的逻辑、法理来阐释我们的宗旨，让更多人了解、认可以至喜欢我们的价值观。

    四 关于“硬实力”的结语

    最后话还得说回来，发展软实力也好，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也好，构建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也好，没有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这个“硬实力”作坚强后盾，一切都将成为奢谈。当年蒋介石多次也想收回香港，但是，丘吉尔和罗斯福跟他打一个哈哈就过去了。他也没有办法，说了也没有用。邓小平就不同了，跟撒切尔太太说，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别跟我谈这个事情。要谈就谈怎么归还法，否则，我们单方面宣布了。他开个玩笑说，到时你是否也派一个远洋舰队过来？对方最终妥协了。时代不同了，中国再也不是当年的中国了！撒太太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台阶上不小心扭了脚，外电马上报道她“摔跤”了，意指谈判失败。我们的报刊只字不提此事，一直以礼相待，充分体现出大国的从容与自信。

    将来会有那么一天，中国终于由文化大国发展为文化强国，国际大家庭中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的人喜好中国艺术，真正来学习中国艺术，踊跃来中国展览，并以获取中国的奖项为最大的光荣……

    不过，当前要紧的，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每一项具体工作。

（编辑：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