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本网与吉林省文联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志今，吉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力华，本报总编辑李树声，吉林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廷玉，著名文艺评论家肖云儒、牛玉秋、丁亚平、刘彦君、周星等专家学者共同梳理了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类型、特点，研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文艺家如何及时准确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创作出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并为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如何取得更好的市场效益出谋划策。本网辟出专门版面陆续刊发了研讨会上领导和专家就此问题的论述，以引起更多文艺工作者对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思考。——编者

写好新历史阶段的新农村新农民

肖云儒

    文艺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远不只是为他们创作农村题材作品，文艺应该做的是，通过我们的作品给农民输送更多更好具有包容性与开放性的艺术文化和思想观念信息，以促进农村更快地融入现代世界。

    当然，进入这个问题我们又只能从创作本身谈起。

    目前新型农民形象从生存状态和人物命运来看主要有三类：

    在本乡本土通过土地致富发展，然后走出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文明。以销定产、以需定供，纳入市场化、都市化框架。如订单农业、市场加工农业，陕西果农、内蒙牧民（蒙牛）、郊区菜农、张家港（农家乐）都属此类。

    在本乡本土依托农业综合、延伸发展，远远走出狭隘的农业经济，把乡村办成农工商、牧工商，乃至旅工商、企工商的综合农业，如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立足本乡发展二、三产业进入现代化、都市化轨道。

    离开本乡本土改变身份进城发展，由第一代新农民转型为第一代新市民。这是一个由农民到市民、由乡村到都市的过渡性人群。是从生存状态到心理状态的一个城乡交叉群体，有巨大的历史社会信息量，和巨大的心理承受、命运拼搏信息量。

    总体说来，新历史阶段造就了两个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族类：“乡土新族”（新农民）和“乡裔城族”（新市民）。

    时代给我们提出了表现原创性新生活新人物的历史任务。

    要原创，就再不能满足于用艺术技巧、舞台呈现和制作掩盖文艺原创的贫弱了。

    面对新的农村和新的农民，要大力提倡原创作品，特别要关注中国农村在走向现代化、市场化、法制化进程中的社会变化、命运变化、情绪心理变化。当戏剧纷纷热衷于改编文学名著时，在反映新农村题材方面，文学与电视剧创作远远走在了戏剧前面，如《湖光山色》、《刘老根》、《吴仁宝》。

    要原创，作者就要建立与农村生活的精神联系。

    作家艺术家应该和农村原生生活建立深层的关系，真正参与到当下农村历史转型和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活动中去，走进农村生活和农民内心世界，由熟悉到贴近，由不隔到到融入，再到深度打开。真正建立作家、艺术家与农村的精神联系。

    要原创，作品就要提供社会的、心理的、艺术的新经验。

    创作要有逼人的真实、启人的象征、撼人的美。更要从这逼人启人撼人的美中，提供了解当下农村历史、社会、文化、人性可靠的、新颖的认知经验和情感经验，提供聚集在这些题材、这些人物身上的命运冲突、心灵冲突、性格冲突。

    要走出过去农村题材作品的陈旧视点、习惯思维，努力发现既在的社会、文化话语之外的新识见、新尝试、新亮点，让人在惊喜和错愕中发现中国农村新的真实。这不全是舒服的“痒点”，极可能是令人不快的“痛点”。而对时代“痛点”的悲剧性拷问，往往正是历史喜剧性的暗传和引领。现实命运的“痛点”往往正是历史发展的“笑点”。

    其中，要重点写好历史改革时期的“乡土新族”（新农民）和“乡裔城族”（新市民）。

    这两个族类的出现，尤其是几亿“乡裔城族”的出现，可能是继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来，最为壮观宏大的一次“进城潮”。是作家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前者，即“乡土新族”（新农民）命运也很艰难坎坷，但已经逐步成为乡村生活的主体，并有望成为乡村生活的价值主体，可能是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喜剧；后者，即“乡裔城族”（新市民）的命运则更为复杂，更为坎坷。对此我想着重谈谈。

    一方面，他们在城里干的是清洁工、杂工、小工、小买卖，在教育、居住、医疗上都被另眼看待。处在都市生活的底层，受到都市人歧视，是既被都市生活利用又被都市生活边缘化的“他者”。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第一代，具有马克思说的那种历史悲剧性，为城市现代化耗尽了生命，却长期不被现代化都市接纳。都市现代化的逻辑和他们实现生命价值的逻辑相矛盾。这构成了他们身上的悖论。这是一方面，即现实命运在巨大历史时空穿越中的某种悲剧性。

    另一方面，“乡裔城族”的形成，长远地、归根结底地看，又使他们命运的主观追求和现代化大趋势保持了一致的关系。他们进城发展的人生轨迹不能不打上现代化的精神文化烙印，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他们不仅经历与土地剥离的痛苦，在城乡两种文明的夹击下，精神上也面临痛苦的选择、整合、重建。因为土地融进了世代的血液，这种剥离是生产资料的剥离，也是文化精神的剥离和记忆、感情的剥离，有着多重痛苦。

    但是，他们将会在这种整合重建过程中，融接城乡，促进城乡互惠共进。如道德上能以淳厚质朴勤劳济补城市，在经济上、观念上又能以科学意识、商品意识和初步的市场实践经验来济补乡村。他们双向平衡着城乡，也双向营养着城乡，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明上为城乡建设做贡献，为城乡新人的破茧而出做贡献。这样，他们的命运在悲剧的深处显现出了一种历史喜剧的光彩。这二者都会内化为各种个别性的性格、命运、心理。

    从“传统农民的终结”，到“乡土新族”、“乡裔城族”的出现，再到“新市民”的诞生，这一现象是未来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中国社会最有意义的问题之一。

    文艺作品既要写出这一群体在巨大时空穿越中付出的生命代价和感情、精神代价，吁请社会公平与道德良知，防止在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牺牲他们的幸福与尊严；又要表现出“乡裔城族”的命运与现阶段大历史大时代走向的相关性，这是历史的进步，人的进步，农村和农民的进步。而且第一代付出的代价会从他们的子女（纵）和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横）得到回报。作品既要从道德评判的坐标上，对“乡裔城族”施以人道的关怀，特别是精神世界的人本关怀；又不能停留在道德坐标上，而要从历史的坐标上，也是群体命运的坐标上，写出这个都市“弱族”其实是历史的“强者”，是历史的先行者。因为他们身上正在尝试着将新农民和新市民优秀精神基因作最早的融汇，孕育着城乡结合新人的诞生。

    文艺作品要防止只展示苦难，只看到悲剧，要用理想的追求与发展的眼光，去观照和叙述乡村。要用理想的追求与发展的眼光，去观照和叙述乡村。写乡村历史的曲折和社会的不公，要暗传社会蜕变前缓慢但清晰的“胎动”。写农民命运的坎坷多变，要突现出人的内心搏斗冲突，和在苦难中对“人生意义”执着的追寻。写各种苦难和冲突，又要浸润人间的温情。写农村的贫瘠落后，还不要忘了展现生活的诗意。

    要做到这一切，应该将知识分子那种优越的、俯视的“悲悯情怀”和“底层关怀”，那种站在树梢上的“草根秀”，转化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民间立场和民间情怀。相信农民群众能够在新的历史实践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更新自己、自己提升自己，真正表现出农民群众是历史主角的地位。这才能写好历史新阶段的新农民形象和新农村图景。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断想

杨廷玉

    当代中国在经过数次阵痛之后，终于走进充满希望的新世纪。其中最具发端意义的事件当属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今天看来，这不止是农村生产方式的冒险突围，也是一次文化的英勇突破。最大的亮点更在于农民兄弟不再被动地听任命运摆布，而是勇敢地把开启新生活的锁钥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毅然决然，铤而走险，革故鼎新，敢为天下先，这无疑是一次令人振奋的思想解放，一次意味深长的精神苏醒，反映在新时期文艺作品上的鲜明特征就是饱含情感润泽的文化符号。

    难以抹去乡土的印记

    从《乡场上》冯幺爸豁然挺起的胸膛，到《秋菊打官司》女主人公挺着大肚子要讨个说法，从《篱笆·女人和狗》男人和女人生活态度的细微变化，到刚刚以其“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集中表现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在传统格局中深刻变化”而获茅盾文学奖的《秦腔》，无不是凸显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其实这正是我们深刻观察和准确理解当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最明亮的窗口之一。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如同大气层包裹地球一样笼罩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使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儒家传统也是在乡村的生活经验中积淀和形成的。青山绿水，黑土黄土，走出多少帝王将相、达官显贵、巨商大贾、文人墨客？纵然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都在都市尽享繁华，也依然褪不尽与生俱来的乡村印记。即使今日，放眼当代都市诸多文化现象，仍然依稀可辨乡村的身影。不要以为脱下村装褪尽乡音就能彻底摆脱乡土印记，好多人的行为方式、思维定式和潜意识，无不深深打上乡间烙印。那种来自童年的记忆和乡间意识，顽强地接续着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密码，已经不露痕迹地溶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于是我们深信，只要理解和认识了乡村，也就理解和认识了当代中国，也只有认识和理解了当代中国，才能在文艺创作上寻求突破。也许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当代农村的认识还有好多误区，还停留在先前的经验层面或先入为主的主观层面。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和准确认知，实在还需要较长时间的考察和深入。只有走进乡野，细微观察和体味农民的心灵世界，触摸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广袤乡野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转化和生成，才有可能深刻揭示当代中国农村的万千物象。任何坐在都市书斋里的猜想和臆断，都无法勾勒当代中国农村那张表情丰富的沧桑面孔。

    农村新群落

    上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光荏苒，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新的世纪。农村的人群都有哪些阶层哪些群落呢？这个问题虽属社会学范畴，但和文学艺术却息息相关。本人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乡间有识之士。他们认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群落划分。

    第一群落，全心全意的庄稼人。这些人接续着乡间传统，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踏踏实实种庄稼。他们中又分为两类：一是老庄稼人，这些人除了使用化肥和农药之外，其余的耕作方式都和千百年前没什么两样。二是新庄稼人，对新生事物和农业科技比较感兴趣，接受的速度也快。这两种庄稼人的共同点都是依赖土地生存，他们从来还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的心理诉求，觉着庄稼人不种地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群落，半心半意的庄稼人。这些人的脑瓜比较活泛，一只眼睛盯着土地，一只眼睛盯着城镇，农忙时种庄稼，农闲时做小买卖、打短工，活动半径不超过方圆百里，他们的经济状况往往要比前者更宽裕。

    第三群落，空有庄稼人身份却不是庄稼人，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族。这些人将土地租给别人，他们腾出身子到附近的乡镇甚至县城去打工。这些人的特点是比较见多识广，因此他们从城镇带回的信息常常最能及时地影响乡村的生活秩序和生活伦理。这个群落还有一些人值得关注，那就是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民间经纪人。这些人能说会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深得乡民信赖，堪称乡村经济的活跃元素。

    第四群落，离土离乡的打工族。这是当代中国农村的庞大群体。这些打工族也分两种状态。一是撇家舍业独自在外闯荡，二是举家迁徙到城市。前者的困境是，留下老人、妻儿在家耕种，他们常常几年不归。后者的困境是，即使全家搬进城市，也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令他们衍生出非常复杂的心理，极想成为城市公民的强烈愿望和普遍受漠视的现实形成极大的反差，内心有一种扎不下根的漂泊感。

    第五群落，乡镇和村干部。其中大部分人勤勤恳恳造福乡亲，成为民间领袖道德楷模。但也有少数人横行乡里欺压百姓。

    第六群落，从乡间走出去的精英。

    这是当下乡村群落的大致划分，当然还有区别更细微的群体。每个群体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行事方式、心理动机、情感皈依都千差万别各具特点，熟悉和了解他们性格的成长史，特别是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心灵史，从而在更深邃的层面充分表现当代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刻画和塑造一批永远活灵活现在文艺史上的崭新农民形象，凸现农民兄弟在创造当代中国农村辉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应是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神圣使命。

    要理解土地之意义

    只要提及农村题材创作，自然使我们想起上世纪30年代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无论以冷峻犀利的笔触解剖乡间世界的鲁迅，还是“处于弱势边缘文化中”，以其“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用人性的光芒抚摸宁静村寨、码头的沈从文，抑或后来将革命理想融入乡间政治、经济、人情世故的叙述和描写中的孙犁、赵树理、马烽、柳青等，甚至包括新时期一大批曾在广阔天地摸爬滚打过的知青作家，都以无与伦比的才华续写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这一灿烂华章。只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却是，这些作者的身份大都是城里人或曾生活在农村后来又离开农村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人的思维和眼光，敏锐犀利地发现阻碍乡村进步的症结，以一种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精神反省，为现当代文学史提供常读常新的精品力作。但也囿于时空的间距、心理的隔膜、情感的疏离，先前的乡土文学和后来的乡土文学家们，往往顽强地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要么毫无保留地礼赞田园牧歌式的故乡，用以抵抗现代都市的浮华和颓废，扭曲乡村社会的文明方向；要么毫无保留地夸大乡间的恶俗陋习，将延续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朴素、善良、纯真的民间生活一股脑描述为愚昧落后。更有甚者，概念化地图解当代中国农民形象，将某个时期的强势符号强加给拥有丰富精神世界和鲜活生活状态的农民身上，简单化地描写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要么毫无眷恋地离土离乡，要么柔肠百结地匍匐在一亩三分地上。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相当复杂，特别是联产承包之后，围绕土地的归属、使用、流转，农村的人际关系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写出了、写透了农民和土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微妙关系，便写出了、写透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心灵世界。纵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中国农村是那样丰富多彩，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也将永远是文学艺术乐此不疲生动表现的主题之一。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当代中国的青山绿水丰腴土地定能哺育出传之久远的文艺精品。

新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的价值选择

丁亚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重农之国。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不难找寻政治、社会、道德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在当代社会发展与时代生活中，农村、农民，特别是农业发展与变革诸种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被放到了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许多思维方法、解决办法，需要从宽阔、深远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线索与答案。

    在中国电影史上，观影人次最多的，就是农村题材电影。这就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喜盈门》。影片当年观影人次达到５．７亿，这差不多是现在商业大片的10倍，创下了迄至现在的中国电影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作品将镜头对准一个四世同堂的农村之家内部，围绕着中国人最熟悉的养老的话题和婆媳矛盾，一举获得当年的票房冠军。导演赵焕章回忆说，影片在上海放映时，观众的笑声在四五十次；到了济南，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

    第二个阶段是，上个世纪末到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阶段的特点，一是在总体上不如８０年代那么繁荣，能够引起人们重视的，主要有《男妇女主任》（１９９９）、《喜临门》（２００８，表现科技兴农的故事）。二是出现多样化的创作态势。一类是以现实主义态度观察与表现农村现实生活，像表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与人关系的变革的《被告山杠爷》，以及影片《天狗》、《望山》、《马背上的法庭》等。第二类是伦理片，像《喜莲》，《九香》、《暖春》等优秀影片，在伦理教化内容和观众接受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第三类是散文化的文化性的影片。像《那山那人那狗》，在转变类型上作了新的拓展。第四类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如《花腰新娘》、《季风中的马》、《香巴拉信使》、《吐鲁番情歌》，轻松明快，富有层次。第五类是农民工题材的影片。如《红色康拜因》、《泥鳅也是鱼》、《留守儿童》，表现流动务工现象及其对传统的生活态度和社会价值观的冲击，焕发出了新意，颇受好评。

    倘若采用历史的社会的方法，我们可以重新观察、研究农村电影观照现实的叙事策略。农村题材影片在８０年代喜剧类型居多，观众反响热烈，这可以称之为一种“热闹型的银幕美学”。故事的完整性、曲折的情节，在农村观众中得到了认可。但是，需要看到，在９０年代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中，却展呈了一种与此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纪实风格。到了《一个都不能少》影片没有采用任何一位职业演员，甚至那些非职业演员均以自己生活中的名字在银幕上出现。纪实成为一种风格元素，散文化的叙事变得结实而有张力。当然，近年农村题材电影对现实的表现与思考的进程并未停止。戚健导演的《天狗》和曹保平导演的《光荣的愤怒》，在乡村现实的批判性上显示出了近期中国电影中罕见的勇气和力度，这是非常可喜的。

    我们历来有关注现实、注意现实表现的传统，生活本来就比我们更现实、更理性，也更聪明，更具有时代性，所以，表现生活，表现历史、时代生活与现实中的生活，往往就受到特别的重视。但是，以表现现实为己任的农村题材影片的创作与生产，背后推动的意义，在于具体环境下服务于建立、支撑和复制包含权力系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也就是具有意识形态所涉及的象征与价值内容。然而，和现实的距离感造成的非真实性，始终制约着电影真实表现现实的力度，至于批判现实，反思现实，更是无从谈起。我们看到，有的影片，是由上而下，不是由下而上，粗看起来很简单，像是只是强调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化表现，但在它的背后，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不是缺少了一种关注“三农”问题的底层意识，缺少了电影艺术家的真诚与良知的贯注。表现故事与人物情感关系，一旦被压缩以至抽去了人性的丰富与真实的多面性，就会给人虚假与苍白的感受。

    农村生活是活的历史。生活本身，包括农业文化基础、农村生活以及农民所思所想本身，比我们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要更复杂，更加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希望之间，呈现更为丰富多采的画面和朴质、新颖的探索，才能够打动观众，获取新的多元化的艺术表现的可能性。

    农村题材的丰富性、可开拓性，值得重视。农村题材的文化层面上的平浅甚至幼稚化倾向，要注意克服。２００７年摄制完成的《香巴拉信使》所取得的成功，给人启示。它是根据山乡邮递员的真实事迹创作的，但拍得非常聪明、幽默，一点儿也不概念化。而且音乐非常好听，故事、矛盾、时间地点非常集中，写的是乡邮员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山中送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故事，生动感人。这个人物一路走过来的风尘足迹，使平凡的事情中隐匿着许多的不平凡。应该说，真实的大历史、大时代，就是由这样的怀抱理想与信念的平凡、普通的人构成的。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电影迎来新的转折点。商业大片伴随电影产业化的发展进入了主流疆场。大片时代下的农村电影及农村题材的电影要想发展，需要研究市场、扩大影响、提升整体制作水准、探索全新的发行方式，这是当务之急。目前农村题材电影普遍影响不大，农村电影市场表现不是十分理想，原因很多。从产业方面看，目前农村题材电影缺乏直面市场的产业身份和信心，缺乏健全的产业循环机制。从艺术表现方面看，本土特色还不够鲜明，在创作生产中往往放不开手脚，很难认真、有效地去研究观众的需求，特别是农村观众的口味偏好。这些长期形成的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积极解决。

    蔡楚生在１９３４年关于《渔光曲》的文章中讲：“（电影）就其意识的倾向论都是正确的或者接近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收到完美的效果呢？为了使观众容易接受作者的意见起见，在正确的意识外面，不得不包上一层糖衣，以使观众感到兴趣而容易接受。”蔡楚生所谓糖衣，指的就是电影的商业元素的运用，包括戏剧冲突的激烈、冲突解决的巧妙、表演的生动、音乐的感人等内容。农村电影，不能少了这样一种糖衣，这样一种影片的吸引力，一种新鲜的愉悦享受。

    中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曾说，中国的电影“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该替大多数人打算”。这个“大多数人”，在现在就是表现农民、为农民服务，就是“心里要装着八亿农民”。有关农村，关系到中国社会最本质的东西，中国电影在未来同样需要有必要的担当。

改革开放30年农村题材电影变迁分析

周星

    毫无疑问，３０年前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兴盛也给予了极大地促进作用。中国农村电影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蓬勃，也在改革持续进展中遭遇适应性危机，研讨３０年农村电影进程，对于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新生面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观念形态上的的思辨

    在社会层面上，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变化，而在文化层面上，也与中国农村电影带来的深刻性表现成果同步，这显示了改革的积极意义。但也有更为复杂的走向：随着后续的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农村电影遭遇一时难以适应需要进一步发展的难题，二者反向性被突出，双方形成反差的现象，为寻找新的改革之路提出了研究的迫切命题。

    所以，农村电影在多个层面都具有认识和探究价值：第一，具备佐证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性价值评价的意义，和探究如何进一步协调变革带来的复杂性，农村电影成为交缠社会评价的典型的艺术对象。第二，同时，农村电影如此紧密的切近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文化需要应对得失的阵痛。农村电影现状问题和发展协调前景所牵连的要素，可以作为文化到底需要什么来推动的案例。显然，对待农村电影正如对于艺术电影一样，不能简单依循市场原则而缺乏政府必要的非市场调控，如何处理改革大势而具有长远眼光，是切近现实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农村电影的深入发展的可能和对于现存问题的破解，也还是新经济背景下文化如何发展研究值得关注的聚焦点。

    ３０年农村电影景观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电影不仅有过丰盛美丽的景观，而且甚至是深刻揭示社会变迁、深入表现农村生活面貌、伸展艺术表现天地的重要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最初十余年，中国电影的成绩都离不开农村题材创作，这也从而证明一个确认的命题：艺术应当关怀广阔农村这一中国社会不能忽略的重要对象，“三农”问题是中国长期关注的对象，认识了农村也才能本质上认识中国，在重要时期，认识农村电影也才能看清中国电影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体现。在第二个十年至今，尽管农村电影已经显得星星点点，但其中也依然有一些时代标志的出色之作。

    其实，粗略列举以下影片就足以说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电影的时代价值：《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牧马人》、《芙蓉镇》、《红高粱》、《黄土地》、《乡音》、《野山》、《边城》、《人生》、《老井》、《秋菊打官司》、《喜莲》、《九香》、《一个也不能少》、《杂嘴子》、《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香魂女》、《二嫫》、《老人与狗》、《被告山杠爷》、《那山那人那狗》、《背起爸爸上学》、《２５个孩子一个爹》、《花腰新娘》、《香巴拉信使》、《天狗》、《光荣的愤怒》、《天山雪》等等。数十部不同阶段出色的中国农村题材电影，成为中国电影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丰富的表现性结合的经典创作。中国电影的深刻性很大程度上和乡村世界的表现息息相关，而大片的轰轰烈烈之后难以被长久精神记忆留存，某种程度上正是缺乏本土生活积淀沉积的结果。我们必须强调：乡村表现的厚重本来是艺术长存人间的重要因素。

    于是可以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兴旺是中国电影全面兴旺的一种标志。而其失落的后面，也折射着转型期带来的严肃的问题。

    不妨进一步论说：农村题材电影经历了一个事实上从攀升高峰到渐次衰退，到需要鼓劲再上台阶的不同阶段。这也是提醒我们再上文艺重要位置的乡村电影创作其实具有的潜在空间。

    现实发展中的农村题材创作

    农村题材电影也经历了由自然承载传统社会丰厚内涵，到浮光掠影躲闪现实而失去承载丰厚可能的转变之中，这里所折射的历史和现实变迁的影响，都值得深入探讨。而现实主义精神在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中迫切需要强化的问题，无疑是核心所在。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透视农村题材电影生存境地：

    在艺术表现角度看农村题材电影，其艺术表现经历了旺盛——减退——削弱的渐变发展态势。８０年代农村电影的兴旺，几乎就是那时中国电影令人骄傲的创作的缩影。无论是牵涉乡村背景的创作典型如《红高粱》等，还是典型农村题材创作如《乡音》、《老井》，无论是历史乡村背景的电影创作如《黄土地》等，还是现实农村影像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野山》、《人生》等，都汇聚着精神思索的价值，并且常常引起全国观众热烈研讨。这里，艺术表现的出色创造无疑是核心所在。

    同样就艺术表现而言，近年农村题材创作令人不安，几乎难以找到比较出色的农村题材创作，姑不论市场变化影响的因素，在艺术上的影响减弱应该是重要原因。在越来越强大的都市文化影像创作压迫下，农村电影艺术的薄弱化倾向不可忽视。

    就市场表现而言，农村电影经历了红火——衰退——渐起机遇的发展线索，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是农村电影的兴旺期，《喜盈门》作为代表达到鼎盛状态，取得中国电影放映当年观众达５．７亿人次创下观影人次最多的纪录。

    但到了９０年代，市场状况变化后，情势也发生了转变：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连续三年农村题材电影生产都只有七八部规模，而到１９９７年，农村题材电影更少到只有四五部。１９９９年以后，随着电视电影这一新的媒介与艺术形式的兴起，平均每年生产的农村题材影片（包括电视电影）大约有２０多部。然而，这些影片更多只是通过电视媒介现身，多数都难以进入影院放映。

    可见，农村电影市场放映处在滑坡状态。

    当然，机遇就在眼前：有多少努力就可能有多少收益，由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暖春》共投资２００万元，通过努力开拓市场（主要是电影二级市场），获得了２０００万元票房。从２００５年起，国家开始积极探索“数字化放映、院线制改革、企业化经营、公益性服务、信息化管理”相结合的农村电影发展新模式。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将一村一月一场的公益放映目标，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

    在大众眼里，农村电影的有无似乎已经并不重要，都市文化的泛滥导致乡村图景要不淹没在后、要不乏味肤浅。农村电影遭遇到现实世事迁变中的整体变化，也再一次遭遇到电影与市场如何协调、文化在变革中如何发展、农村电影体制如何救世、如何巩固深入农村电影改革等难题。

    需要首先强调，农村电影的首要观赏群应该在乡村，但乡村观众市场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青壮年陆续走入城市打工，乡村孩子、老人、中老年妇女成为驻守主力，电影作为年轻人的艺术观赏对象却越来越失去乡村年轻观众，自然受众的要求会发生变化。此外，设施陈旧、适合农民口味的影片少、收费难、管理体制不顺等都是制约因素。

    我们需要克服困难重新开始农村题材创作的实践，由此，观念上的思考理应先行：

    电影市场转型使得新形势下的农村题材创作需要有一定的适应时间，而“三农”问题的迫切并没有在电影艺术表现上实现文化落脚，启示我们应该加速改变创作弱智状态。对于都市文化影响左右着整体票房经济走向而影响农村题材创作，既应该正视，也可以找到积极应对之策。在大片垄断对于农村小制作影响的现实问题面前，农村电影的自我生存空间需要开拓。在改变农村三级市场的建设滞后状况中，数字化实施应该是明智之举，短期措施和长期支持应该并重。

扎根乡土 创新思维——吉林电视剧创作经验谈

毕述林

    近年来，吉林省创作生产的电视剧，特别是农村现实题材的电视剧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同时也得到了业内专家和有关领导的肯定和好评。我们创作生产的《希望的田野》、《美丽的田野》、《圣水湖畔》、《都市外乡人》、《插树岭》和《静静的白桦林》等一大批农村现实题材电视剧精品剧目相继热播央视荧屏，引起业内外的高度关注，被称誉为“吉林电视剧现象”。吉林农村电视剧创作生产走到今天，如果说还算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我想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领导重视 媒体支持

    农村题材电视剧在电视剧创作生产领域中并不抢手。为什么农村题材电视剧精品不断涌现？除了它拥有广大的农民观众的关注外，那就是领导重视、媒体支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工作，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大力提倡创作生产农村题材电视剧，对农村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要求、有部署。吉林省委、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电视剧生产。一是给政策，省委宣传部研究制定了《吉林省重点文化产业实施意见》，组织起草包括电视剧生产在内的文艺创作奖励、扶持办法，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二是重奖励，省里连续举办了８届全省最高文艺奖——长白山文艺奖评奖活动，都对优秀电视剧给予表彰奖励。三是关心重视人才，全省各级党委、政府都把电视剧人才视为“香饽饽”，给奖励、给荣誉。如我省的著名编剧冯延飞获得了从国家到省级所能给予文化工作者的诸多荣誉，省有关部门还颁发给他“技术革新能手”的光荣称号。在媒体支持方面，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在黄金时段上都给农村剧很大的空间，每年都在一套、八套播出一定数量的农村剧。可以说，没有媒体为农村题材电视剧提供播出、展示的平台，农村题材电视剧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媒体支持是政策支持，政策支持也是市场支持。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创作出精品，而且要接受观众的检验。

    超越自我 求变求新

    吉林的农村电视剧创作深深地扎根在东北文化的深厚沃土中，洋溢着浓浓的家乡情、故土情和火爆、诙谐的东北风情。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风格。但是生活在继续、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吉林农村题材电视剧如何能做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实、生动地记录东北大地上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农村生活的变迁和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超越、求新求变。我们坚持做到了两条，认真学习别人创作农村电视剧的经验，吸取营养，当好学生。发挥我们的优势，不断超越自我，向农村火热的生活要素材、要故事。只要有不断发展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就有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我们要求作者，即使你已经有了很丰厚的农村生活，在创作新剧的时候还必须在新的视点、新的故事上体验生活。编剧冯延飞说：“你不能写想象中的农民，你必须写农民的想象”；他每写一部新剧都要体验生活半年以上。何庆魁说：“我是农民出身，我的根在农村，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回农村住一住，给我的根浇点水。”今年在央视１套播出的农村题材电视剧《静静的白桦林》和明年将在央视播出的《永远的田野》两部剧就在超越自我、求新求变上下了很多力气。应该说这两部剧，无论在主题开掘、人物塑造、艺术追求等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往、超越了自己。《静静的白桦林》以过去农村戏少有的唯美、清新的画面和视觉效果展现人的心灵之美，同时在剧情展开的过程中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去关注农村的大病统筹和医疗改革等重大问题；《永远的田野》脱离了原有农村戏纠缠于家长里短、说说闹闹，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紧密地融于作品，以恢宏的气势展现了农民与土地、生态、环境的冲突与和谐。实践证明，只要农村题材电视剧贴近生活、引领生活，不断创新、不懈追求，就会拥有大批观众、吸引观众，就会取得较高的收视率，也就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农村题材电视剧制作生产大有可为。

    资源整合 体制创新

    “吉林电视剧现象”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吉林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业界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怎样在原有的基础和优势上继续发展，变“现象”为品牌，把电视剧制作化为产业是我们一直思考的课题。基于这样的考虑，２００６年初，省广电局集中整合全省影视剧优势资源，适时组建了吉林省影视剧制作集团。集团成立以来全面实施“开拓式整合、开放式经营和全方位推进”的工作战略，建设起了基础核心层，吸纳了全省业内知名的电视剧制片人才；聘任了若干国内广有影响的、居于影视剧产业一线的专家、导演、演员等为艺术顾问。我们还与深广传媒、北京华晟泰通、北京时代先锋影艺等建立“四方影视制作联合体”，多次开展合作投资拍摄项目；我们与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学术团体、咨询机构建立稳定联系，建设集团发展、运营的“外脑”和智囊团。

    农村电视剧创作是我们的强项、是“规定动作”，怎样让强项更强，让“规定动作”有所创新，同时编创出更多的“创新动作”，是市场给吉林影视剧集团带来的新课题。

    坚持电视剧题材多样化，是实施品牌升级战略，引导、带动吉林电视剧品牌建设的必由之路。２００７年我们制作生产的《交通警察》在央视一套播出，引起很好的反响。我们参与拍摄的《大过年》等为我们进行题材多样化的探索趟出了路子。

农村题材小说30年

牛玉秋

    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农村题材小说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不仅经历了社会生活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击，而且经受了西方文学流派和观念涌入、影视媒体以及网络文学飞速成长壮大的挑战。农村题材小说正是在多种因素的挤压下，不断吸纳各种有益营养自我调整，使自己在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以往7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共有８部农村题材的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从两条脉络体现出农村题材小说的发展与成就。一条是对现实生活的及时跟进。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开始的。３０年间中国乡土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创作素材。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到《平凡的世界》再到《秦腔》、《湖光山色》，真切体现了乡土中国３０年间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经济基础到文化观念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即使是后来广受诟病的《骚动之秋》，在当时也是以对现实农村生活的及时关注而取胜。另一条则是对乡土中国文化的发掘与发现。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经济基础的国家，乡土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极其深广的影响。乡土文化甚至就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黄河东流去》已经开始有了从家庭细胞剖析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意识，《白鹿原》则以其对宗族历史文化变迁的丰富展现成为史诗般的作品。除了以上获奖作品以外，《古船》、《缱绻与决绝》、《日光流年》等也都是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30年间，中短篇小说以其体裁的优势在各种文学潮流中首当其冲，农村题材小说也不例外。《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反思的深刻，《小鲍庄》、《远村》、《老井》以及“厚土”系列在“寻根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形式实验中也有《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以及吕新的一系列作品。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后，以何申、关仁山、刘醒龙为代表，形成了乡土小说发展的又一个高潮，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的席位更是全部被乡土小说囊括。到90年代末期，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完成了对社会主题、人生主题、文化主题、心理主题以及理想主义主题的全面涵盖，呈现出丰富多彩、摇曳多姿的态势。近年来，陈应松、杨少衡、胡学文、孙惠芬等又以他们的创作为农村题材小说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和风情。农村题材小说正不断地用新人新作展示着它无穷的活力和无尽的潜力。

    当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正面临着新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作家队伍。农村题材小说的成就是以其作家队伍的成长为基础的。３０年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成长起了一批新的乡土小说作家。刘醒龙、刘玉堂、关仁山、孙惠芬等新一代乡土小说作家大都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农村有着天然密切的关系，对于农民和农村而言，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他们是以农民的儿子、甚至就是农民的身份进入小说创作的。因此，他们对农村生活的关注既不是自外而内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平视。这就使得他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既不同于解放后17年赵树理、柳青等以教育农民为主旨的一代作家，也不同于新时期初期的知青作家。他们对于乡土和农民，知之既深，爱之也深，痛之更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作家大多都已经进城10年了。而这10年中国农村的变化更加深入和深刻，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进城两大社会潮流空前地改变着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生存方式的物质基础，农民工进城又处于进不去、回不来的两难文化困境。生活现实正在不断地提供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经验。尽管这批作家在艺术上逐步臻于成熟，但他们对于农村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却不能像先前那样有着真切鲜活的体验了。而一些拥有新鲜生活经验的作家又由于艺术上的不成熟而难于把他们的经验表达出来。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的老矛盾再一次成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新问题。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又一个挑战来自影视。影视正以其强大的媒体优势不断挤压着小说写作。如今很难要求小说作家不期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其中当然也包括农村题材小说作品。但是，影视叙述和小说叙述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影视的镜头语言和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目前，以电视剧为目标的小说写作已经极大地伤害了小说叙述的纯洁性和表现力。语言的表现力是小说存在的基本理由，是影视永远无法最终取代小说的最后屏障，这是每一个小说作家必须具备的清醒意识，否则，小说的消亡就不会是危言耸听了。

农村是文艺创作永远的母题

李树声

    农村是中国版图的底色，是文艺创作永远的母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传统深厚的国度，古往今来，农村与农民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便由农村踏出第一步。农村、农业、农民，以其朴实的情感和宽广的胸怀，哺育着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对于农村现代化之路的不倦思索，对于农民命运变迁的深情关注，对于农业发展变化的拳拳期待，也成为现当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不舍的情结。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农民兄弟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牵动着当代中国文艺家的情感关注，激发着艺术家的创作才情。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优秀的作品，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动力，日新月异的新农村建设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源泉，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关注农村建设，关心农民兄弟命运，自觉投身为农业体制改革呐喊的创作实践。30年来，农村题材文艺创作队伍人才辈出，农村题材文艺佳作异彩纷呈，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作品以深邃敏锐的思想穿透力，昂扬向上的精神感召力，多姿多彩的艺术感染力，再现了30年改革大潮中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农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塑造了众多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众多农村题材文艺作品所呈现的，就是一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史，就是一曲中国农民苦乐悲喜的交响，就是改革大时代的号角和记忆。而艺术家们之所以能创作出农民群众喜爱、城市观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三贴近”原则，把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有机结合，真正体察农民情感、反映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他们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通过一部部农村题材文艺佳作，完成了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使命。

    30年来，农村题材的文艺理论评论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业大潮对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有了一定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文艺创作怎样更加密切地关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进程，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新农村变迁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何真正深入生活，以真挚的情感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如何正确把握与反映农民的精神本质，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如何到生活中、到民间文化宝库中汲取艺术资源，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为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的问题。这就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从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丰厚传统中总结经验，为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的推陈出新提供正确的理论引导与指向。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吉林又是我国的文化大省，从这片黑土地上曾走出了众多文坛名人。建国后，著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成为我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缔造了众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银幕经典。吉林的文艺创作不仅有着辉煌的过去，更有着夺目的现在和璀璨的未来。长期以来，吉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央文艺工作方针，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改革与发展。连续18年成功举办的长春电影节，堪称长春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一部部优秀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以浓郁的地方特色、饱满的人物性格、豪放的文化情怀，在全国荧屏上刮起了强劲的“东北风”，凭借丰盈的思想内涵，清新的艺术格调，一扫宫廷戏的奢靡之风、言情戏的浅俗之气。可以说，吉林已经成为我国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尤其是电视剧创作的排头兵。所以，我们把这次论坛放到了荧屏“东北风”的发源地，并给这次论坛定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农村题材文艺创作”两个关键词，就是希望专家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成就与经验，分析问题，面向未来，面向“三农”，深入研讨如何更好地推动农村题材文艺创作，有利于广大艺术家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

    30年前，农村这片广阔天地是改革开放的活水源头，30年后的今天，这片希望的田野又成为继续改革开放扬帆远航的起点。我们期待通过这次研讨会的举行，能总结一些当前农村题材文艺创作规律性的东西，为推动农村题材文艺创作的新发展，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