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是在改革开放后建省，可以说，海南文联本身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作为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韩少功在当代文学史上的身份又是多重的：作为一名作家，在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里都可以找到他的名字；作为翻译者，他最早翻译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为编辑者和媒体人，他前后主持了《海南纪实》和《天涯》，甚至天涯网络社区一开始也与他有合作关系。他从楚文化源远流长的湖南来到经济特区海南，近距离地感受了改革开放30年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大变局”。日前，本网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海南采访小分队远赴海南时，见到了这位具有“多重”感悟的改革亲历者，听他将30年往事与感受娓娓道来，谈吐间充满一个过来人经风历雨的淡定与从容。

    文学创作：知历史之痛 守文化之根

    记者：１９７７年，您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首届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展开了自己真正的文学生涯，可以说，您是在经历社会转折的同时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转折，还记得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韩少功：我属于知青一代，在农村务农６年，赶上１９７７年高考，当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正规，心里多少有些疑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结果幸运考中，作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重新进入了大学校园。

    相对一般大学生来说，我们那一届大多数同学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当过工农兵，在生活中摸爬滚打过。丰富的生活体验容易激发人的创作热情，像我们班的同学当中，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大概就有十多个，后来一直坚持走在文学道路上的也不少，而我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当时文艺创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突破禁区，文学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像蒋子龙、刘心武等，一篇小说可以有上亿读者，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当时我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月兰》。编辑写信给我说，他们在传阅稿件时都哭了。我收到大概一千封读者来信，其中一个农村读者说，他在村里开社员大会时朗读这篇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但这篇小说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全国短篇小说首届评奖，这一篇的读者投票数据说排名第七，但最终还是因为比较敏感，在终评时给拿掉了。

    记者：历史的转折期总是充满阵痛，要突破旧有思想框架，必须有承担压力的勇气。而“先行者”之所以为“先”，往往是他们能够在阵痛中勇敢抗压，在变局中清醒而快速地成长，今天再回首，您如何看待这种成长？

    韩少功：当时你要是敢说真话，敢于露出思想锋芒，就必然要承担风险。1980年我发表了《西望茅草地》，这篇小说对主人公既有遗憾，又非常痛惜，其实是写人的复杂性。现在回头看，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英雄主义的小说，但当时怎么就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北影厂想把它拍成电影，剧本被有关部门“枪毙”。历史的背景和氛围不一样，会造成对作品的不同评价。

    我进入写作的时间刚好与改革开放是重叠的，这种巧合对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说不幸，是因为变化太大，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可作为依托，你时时刻刻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稍不留神就会被潮流席卷而去，所以既要与时俱进，又不能随波逐流，这需要活力也需要定力。说幸运，是因为历史上这样的机遇并不多，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见证这样一个大变局，差不多也是中了头彩吧？

    记者：１９８５年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道分水岭，您在当时创作了如《爸爸爸》、《女女女》等一系列很有代表性的小说，能回忆一下在当时的文艺思潮影响下文学界整体的创作情况吗？

    韩少功：那时候文学艺术界有一个名词叫做“８５新潮”，是指一些新的美学思想引进，特别是现代主义在兴风作浪，比如很多小说淡化了主题，情节和人物也是破碎的。我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人物，只用自然风景的描写暗示人物的存在，这是不是有点捣乱？回过头来看，这些尝试有得有失，我自己也有反省。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不是全无道理，它反映了现代人的某种散碎的、迷失的、多元的心理状态，传达了时代的某种情绪，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艺术经验。但值得反省的是，这种情绪如果过了头，就会变成了孤芳自赏，甚至发展到反艺术的程度，比如眼下美术和戏剧中“玩概念”，形象与感情都没有了。在当时，我不是走得最远的，属于比较温和的现代主义者，有时用“意识流”手法，就那么一两段，不像一些作家那样通篇都是。我始终还是顾及到读者的，注重形象与感情，既不会完全去迎合读者，也不愿意在读者面前耍威风，好像我怎么写你也得老老实实地看。

    在我看来，文学是作家与读者共同创造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家不能当读者的尾巴和奴隶，但也要防止过分的自负和自恋。

    记者：１９８５年您曾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的“根”》，提出了“文学寻根”的主张，这应当是一篇有历史启迪的文章，但事实上直到今天看来，不仅文学，整个中国文化的当代寻根之路，尽管走了20多年，却才刚刚开了个头。

    韩少功：于丹说《论语》突然火成这样，奥运会开幕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题，这些在二十多年前简直不可想象。1985年我谈到文化“寻根”，在全国引起了大讨论，也可以说是骂声不绝。当时主要受到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认为文化要有根，但这个根应该在延安和井冈山，你们把秦、汉、唐、宋那些封建主义糟粕翻出来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烂透了，这个根我们斩断还来不及呢，寻它干嘛？可以看出，这两种骂声其实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简单否定。

    当时，很多中青年作家对西方文学思潮特别热衷，一窝蜂地模仿，我开玩笑把他们叫做“移植外国样板戏”。作为学习的过程，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模仿并不能代替创造。不扎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怎么写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作品呢？这是“寻根”说的一个基本涵义。

    著名国学家钱穆先生曾有一段话，大意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是没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只有等中西经济差距缩小的时候，人们才能理性讨论各自文化的长短。当时的情境真是应了他这句话，人们都哭着喊着要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好像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就像你说的，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在文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领域，对中西方文化如何取舍、如何融合、如何转型等问题，有关争议还在延续，也许需要再争议20年、30年都说不定。我们期待整个民族恢复文化自信的那一天，也就是更有效地学习其它民族文化的那一天。

    作品翻译：任重道远的中西对话

    记者：是您最早将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翻译成中文，而您本人的作品也多次被翻译成外文，从文字翻译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外文化交流？

    韩少功：文学作品一经翻译，“变脸”就很严重。我的作品登上欧洲舞台，用韩国音乐和日本服装，我就觉得同我没什么关系。有一本书在国外出版，封面图片却是跟书的内容毫无关系的风景——他们对东方只有一个笼统概念。东西方对话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多西方人对东方有先入为主的想象，按照他们的想象来理解东方。这是难度之一。难度之二则是表音文字与表意文字的天然区隔。比如有些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信息损耗较小，像那些情节性很强的小说。而有些就损耗较大，像鲁迅杂文中的很多典故、幽默、尖刻等，隐藏得非常深，只有在中文语境里才能体现出来，一旦翻译成外文就与大批判文章差不多。国外很多读者难以理解鲁迅在中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因为外文版的鲁迅只可能大打折扣，短斤少两。

    记者：尽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现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方对话的隔膜毕竟越来越小，看来还是存在缓解的方法或希望的。

    韩少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第一流作家和学者几乎都是翻译家，鲁迅、茅盾、巴金等等都是。但是西方人做汉译工作的，大多数是二、三流人才。一个是信息放大了，一个是信息损耗了，因此这种交流并不对等。据说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原作语言并不是太好，但他们的汉语版在翻译家的手里加分不少。那么什么时候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史学家、大文学家们都能来学中文和做翻译呢？也许我们还要等上五十年，等上一百年，等到中国的国势很强大而且中文很时髦的那一天。当然，眼下全球化的处境之中，国际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大大增强，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中西方之间的文化翻译量至少是迅速增大了。退一步说，文化的进口大于出口也未必是坏事。我们委屈一点，把姿态放低了一点，包括被人家多骂几名多损几句，也有利于我们谦虚学习呵。多学习的一方，其实是占便宜的，最容易进步的。

    创办杂志：游走于文学与市场之间

    记者：１９８８年，海南筹备建省。当时您在湖南已经是著名作家，却毅然赴琼，坊间有传说您是去投亲，事实是怎样？

    韩少功：投亲是误传，因为我在海南没亲戚。当时海南筹备建省，组织部门希望湖南能输送一些文化人过来，我是应召者之一。当时我３５岁，之前也来过海南，印象中这是一个美丽、安静、清新的绿岛。我生性好静，觉得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可能还会多一点自由，于是就过来了。

    记者：这么说来，其实您的这次迁移本身并未经过非常审慎的得失考量，以这样的心理准备，能否适应新环境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的全面转变？

    韩少功：来到海南以后，办什么事都需要“自我滚动”，突然脱离国家财政供养体制，进入市场经济的洪流，难免还是要经过一个复杂的适应期。但这也使我对改革有了一些更直接和切身的感受。虽然我是文联调过来的，但是杂志社有４０多个员工里只两个人有国家工资，你们要生存就必须在市场中杀出一条血路，不然全得饿死。这就逼迫你放下知识分子的清高架子，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去打几个滚。

    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０年，我几乎没写小说，是完全顾不上。当时我对同事们说，不管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这也是在安慰大家，其实自己心里还是很紧张的。

    记者：创办《海南纪实》杂志能否称为是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第一次冲浪成功？

    韩少功：我们必须赚钱，但赚钱还得有品味，对社会有好处。第一期杂志编出来后，好几个书商都不要，说既不黄又无暴力，你们要坑人啊？但这本杂志的发行量迅速上升到百万，有时要同时开动三个大印刷厂才能满足市场需要，让书商们大跌眼镜。其实我们不过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做了一点改革，比如率先大量使用历史和新闻照片，比如就一些社会问题做些多视角、多观点的深度分析。有些做法现在看来还是对的。

    我们的编辑策略中有一条：“雅事俗说，俗事雅说”。意思是选材不避低俗，但要说出启迪人心的学问来；选材也不避高深，但要说得让老百姓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借助海南大特区政策，我们还有体制优势，比如在人事和财务上比较灵活，能够以重金挖掘全国人才资源，请他们为我们异地兼职，其兼职工资甚至超过本职工资。在全国绝大多数同行被体制束缚的情况下，我们算是提前松绑，当然打得他们难以招架。

    记者：１９８９年下半年《海南纪实》停刊后，您又重新回归文学创作，但杂志的整个创办过程却无疑是成功的，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次从“下海冲浪”到“回归文坛”的经历，是否感慨万千？

    韩少功：这种下海冲浪不是我自己设计的，而是命运把我推到了这一步。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也很好，让我对社会和人性有更深的了解，不会再那么书生气。即使这种经历与文学关系不大，我也并不后悔。办企业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个体户、印刷工、税务干部等等都是我的老师。当时杂志社派人去交税，海口的税务局说从未收过这种税，你们把钱拿回去吧。我还是不踏实，连夜翻看税法，然后对出纳员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要把这几十万税交上去。我由此而略知会计，粗通税法，这不也是很有趣的收获吗？杂志社给很多员工买了新房，虽然我没有新房，但看着大家高兴，自己不也会高兴？总之，《海南纪实》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达到什么目的并不重要。

    记者：后来您又主持了《天涯》杂志的改版，这也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杂志。

    韩少功：与《海南纪实》相比，《天涯》只是一个小众杂志了，主要是面向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上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分化和重组的时期，也是改革过程中社会深层矛盾浮现的时期。《天涯》以“立心、立人、立国”为宗旨，曾经就贫富分化、“三农”处境、环境破坏、民族主义等等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和批评，有幸得到国内外很多同道的关注与支持。说实话，我到法国、意大利、美国访问，人家很多时候同我谈《天涯》，不谈我的小说，搞得我好郁闷。

    文联工作：见证海南文艺的发展

    记者：海南文联是应改革开放大潮而生，作为海南省文联主席，您见证了海南的文艺发展史，见证了海南文联的发展与成就。

    韩少功：海南省文联这几年的工作有起色，２００７年在戏剧、摄影、文学等方面都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鲁迅文学奖”这样国家最高级文艺奖项，实现了零的突破。书画、舞蹈、美术、民间文艺等方面也有显著进步，似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下基层是我们始终关注的重点，除了送戏和送歌舞下乡，书法家、画家、摄影家们也深入到五指山等１１个市县和60个文明生态村提供免费服务。

    今年我们对贫困乡村的数十名少年文艺人才提供奖学金，给一些市县文联装备电脑等设备，加大了扶持力度。汶川大地震以后，海南文艺界以最快速度为灾区募集捐款近70万元，尽了自己的一点心意。

    记者：在海南省文联今年主办的活动中，有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就是“海南省十大文化名镇（村）”评选，怎么会想到开展这样一个活动？

    韩少功：这个活动是由省文联牵头，联合《海南日报》和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来主办的，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利用海南文化遗产。

    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光网上投票总数就达600多万，创建省二十年来投票纪录第二，证明群众已被充分动员起来了。100多个申报村镇收集和整理文物，大力清污除垢和栽花种草，实效超出了我们预料。我们就是要用这一类方式来强化国民的文化意识，让他们不要吃了酒肉以后就只知道搓麻将，形同“经济动物”。

    记者：《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是近来海南省委宣传部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作为分卷主编，您能介绍一下这套书的编撰情况吗？

    韩少功：我主编《海南历史文化大系》第三卷，即文学艺术卷。这差不多是一项系统梳理和总结海南文艺成果的“抢救工程”。

    从现在１０部书稿的完成情况来看，琼剧、临高人偶戏、儋州调声、海南民歌民谣、海南音乐和舞蹈、海南书法和美术、海南文学等方面的成果都得到了初步的研究，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记者：今年６月，您新任海南省文联作协党组书记，不知对将来的工作有何设想？

    韩少功：既在其位，当谋其政。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目标有三条：找粮草，举人才，立规矩。首先要把这三大任务基本完成。

    链接：海南文联大事记

    1988年8月，海南省委下达《关于成立省文联筹备组及傅仁慧同志任职的通知》，成立省文联筹备组。

    1989年5月，召开海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省文联章程，选举产生一届委员会和主席团。

    1992年1月，省文联作协党组和省文联主席团召开省文联下属的省戏剧、音乐、舞蹈、摄影、美术、书法、民间文艺等7个文艺家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7个协会领导班子，成立7个文艺家协会。

    1993年5月，叶蔚林小说《割草的小梅》，韩少功《昨天再会》获年度省优秀精神产品奖；黄一鸣《火红的年代》入选新加坡摄影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三届国际艺术摄影展，是我国唯一入选的彩色幻灯作品。

    1997年12月，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中青年会员德艺双馨座谈会，吴东民获德艺双馨称号，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

    1999年10月，省文联主办《海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迎接澳门回归祖国书画作品展》。

    2000年9月，省文联在海口召开第三次文代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和委员会，主席为韩少功。

    2001年7月，由省文联和中国舞协、省委宣传部、海口市委等联合主办的“飞向未来——全国首届大学生舞蹈比赛”在海口举行。

    2002年5月，省文联与省委宣传部联合在海口召开全省文艺界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

    2005年6月至7月，组织开展“朝霞工程”活动，资助乐东、屯昌、万宁等市县的30名少年文艺人才。

    2006年6月1日，省文联在海口召开第四次文代会，选举产生第四届主席团和委员会，主席为韩少功。

    2007年12月中旬，韩少功的长卷散文《山南水北》获第四届中国鲁迅文学奖。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