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的变化有尤其深刻的感受和对比，我由衷地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走过的３０年，中国不是没有经历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中国正在加快追赶世界的步伐，在使１３亿人的日子逐渐过得好起来，所以我觉得这３０年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好的３０年。”谈起改革开放的３０年，著名作家叶辛非常感慨。这当然也是叶辛人生最值得回忆的３０年，３０年中，他将自己对社会变化的观察和思考写进书中，《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已经成为时代记忆的符号。在上海，刚刚参加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叶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改革开放之后，您是走进文学领域作家中，一位标志性的作家，当年有很多作家都写到知青生活，但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您的《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在您看来这些作品能够具有很强吸引力的原因何在？

    叶辛（以下简称“叶”）：这要从我的知青生活经历说起。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我出发去贵州农村插队。我记得当时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好儿女志在四方”，人人都这样喊。喊的同时，我隐隐意识到：我们到农村去是扎根一辈子，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更多的，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相信我们应该能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但不能否认，知青生活让我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做知青期间，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对农村中的一些大事小情观察得非常细致。可以说，10年农村的生活在我的内心留下了深刻印记。

    很多时候，生产队会派我到贵阳出差，买打米机之类的农具。我就穿件破棉袄挤火车，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和周围的人一起聊聊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聊到天旱、洪水，我也会发愁，会想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家都没粮食吃了。当１０年下乡结束，要回城工作时，我已经和许多农民一样了。

    所以说，１０年７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这１０年则使我熟悉了贫穷山乡的生活，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真正生活。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开始思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代人的命运。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后来我在贵州的土地上成了作家，从乡村的崎岖小路走出来，这些都可以说是得益于１０年又７个月的农村生活。

    再说我的小说创作。１９７８年，因为《收获》杂志看上我写的一篇小说，就让我到上海来改一下。我住在当时的“作者宿舍”，一些老同志就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后，他们并没有对我的创作表示出太多的热情。但我觉得，创作就是要从生活出发，我的生活就是插队的生活，我只能从这些生活中寻找素材进行创作。结果，写完之后，小说不仅在《收获》上发表，还在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上广播，后来又拍成电视，这部小说就是《蹉跎岁月》。

    记：其实，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您的“实事求是，从实际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的创作观念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

    叶：的确如此。我觉得改革开放带给我的是思想上的解放，让我敢于这样想和写。那些老同志的担心就在于他们还是以从前的观念来看待写作，所以得出会遥遥无期改下去，不会得到发表的结论。改革开放之后，我越来越觉得，好的作品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不能打动人心，不能激起心灵震撼，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文学。

    记：这种观念也持续地贯彻在您的写作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您对知青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也在前进。１９９１年，您的另一部引起轰动的作品《孽债》发表。这部作品由知青的生活，开始转入知青下一代的生活，这一想法是怎样产生的？

    叶：《孽债》是我的第六本写知青的长篇小说。之前，我已经写了５本了，可以说对得起插队的那段岁月了，就想让自己的创作转入到其他题材。于是，我创作了《家教》、《三年五载》等其它题材的农村小说。但之后，我又逐渐听到当年的知青回城后发生的一些故事，比如很多知青离婚后孩子留在了农村，孩子长大后走进城里寻找父母，这当然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艺术的直觉告诉我，从这一题材中，可以透视这一代人的命运。

    我常常说，插队生活使我学会了用两种目光观察生活。一种是我经常用都市人的目光观察偏远的、古朴的、传统的农村生活，看到那里有很多与城市不一样的东西；而我也常常会用山里人的目光看待都市里的一切，并总能发现天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发现不了的东西。《孽债》正是我用两种目光观察生活的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其中的很多角度、很多视点都是我用两种目光观照生活而产生的一种想象。这种眼光，带给我反思的视角。有人问我“孽债”这两个字的含义。我说，一层就是感情的债，再一层就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给中国历史欠下的债。能够这样写，在以前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改革开放后，我们解放思想，敢于面对感情，面对我们的人生和历史后才有这样的创作。

    记：２００８年元旦，《孽债Ⅱ》正式出版，仅两个多月时间就发行了２５万册，紧接着《孽债》也修订重印。之前，《上海日记》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两部作品都写到了知青的下一代在当下社会中的生存，这也说明您对这一题材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敏锐的感受力。而且，从这些作品中，改革开放前后的时代对比更加强烈。

    叶：写知青下一代在当下社会的生活，是我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产生的想法，一直隔了将近１０年我才提笔写。实际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题材，也很留意观察我孩子那一代人，当孩子的大学同学来我家做客时，我会有意识地跟他们聊天。我特别喜欢跟他们班上来的外省市的孩子聊一聊，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子弟走进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我插队时，中国有１０亿人口，９亿是农民，我们现在是１３亿人口，共８亿农民，换句话说有５亿是城里人，改革开放以来有４亿人走进了都市。他们或者是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或者是通过参军转业、上大学来到城市。

    当然，一个农家子弟走进都市的过程，不是他脱下农民的装束，换上一双皮鞋就可以的。《上海日记》里面写到一个细节，就是沈世杰的父亲来拜访到报社工作的全小良，全小良很自然地拿一次性的杯子给他倒了一杯大麦茶，但是老人喝完大麦茶以后，很舍不得丢掉这个一次性的杯子，全小良看他想要，又拿了一个没有用过的一次性杯子给他带在路上用。但是他还是很舍不得地望着那个被丢掉的杯子。为什么？千百年来，我们农民的观念是很节俭的，他对城里人使用这个一次性的杯子很不习惯，就说明他在观念上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也是一种危险的写作。我为什么这样说？这跟我的写作习惯有关，因为我的以往作品写的都是我同时代的人，我对他们相当熟悉。但是当我写到这代人时，不能用我５０多岁人的眼光去写２０多岁的年轻人，我必须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这也正是我取《上海日记》这样一个书名的原因，也正是我必须要用日记体的形式来展示全小良内心世界的原因。

    《孽债Ⅱ》、《上海日记》的创作也让我感受到，我是不太同意知青文学已经没落的说法。知青题材的东西，一旦调整了角度，还可能会有人写，甚至我还可能去继续写这样一个题材。文学题材只是作家的一个素材，作家是通过这堆素材，通过这些人物、故事来表现自己要表达的思想，这才是最关键的。

    记：可以说，知青经历给了您一种别具一格的观察社会的眼光，从这一眼光中看到的改革开放也是独特的。我想，您对在知青期间生活过的地方一定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吧？

    叶：这３０年间，我也经常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看看。几十年过去了，再回到那里时，我发现娃儿们衣服上的补丁少了，他们也能吃上白米饭了，但和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比起来，山乡仍是贫穷的。２００４年，共青团贵州省委在全省发起了“春晖行动”，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在获悉“春晖行动”后，在一些企业的帮助下，我筹集了３５万元在我当年当知青的修文县久长镇永兴村砂锅寨修建起了一所“春晖小学”。

    当地政府非常支持，又拨款６０万元修了一条路。当年我做知青的时候，当地老乡就跟我说，什么时候马车道变成柏油路就好了。现在，他们的愿望实现了，我很高兴。学校建成后请我回去，当地老乡送了我锦旗，对我说，我们会世世代代记着你。但在我看来他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这个时代。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