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本网记者在上海采访时，吴贻弓刚刚大病初愈，一般不接受记者采访。当听上海文联的同志说这次采访主要是谈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老人欣然同意了。赶到吴贻弓的住处，老先生已经等在家门口，满头银发，向我们微笑着招手。聊起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的那些往事，吴贻弓开始变得神采奕奕，饶有兴致。从《巴山夜雨》到《城南旧事》，再到《阙里人家》，吴贻弓的叙述如同他的电影一般，娓娓道来，饱含一种绵长悠远的味道，那些与电影相伴相随的人和事，也随之浮现，栩栩如生。对于他诗化的影像和人生，可以寻找到这样一句诗来形容：“润物细无声”。我们沉浸其中，不经意间抬头望钟，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

    吴贻弓的电影生涯始于“文革”之前，而在“文革”之后有所成。“１９６０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我开始给沈浮、吴永刚等电影界的老前辈当助手，他们风格各异，让我在实践中充实了在学校的所学。”吴贻弓对当年的记忆依然清晰，“这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也鼓舞了我的导演梦想。”

    刚被鼓舞的梦想随着“文革”的到来而终止。吴贻弓被安排在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胰岛素车间，做着与电影无关的事情。吴贻弓感到失落，但并未完全放弃，空闲下来，他就翻看中国历史，工作的时候，就观察各色人等。虽然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实现导演梦的机会，但他可以等待。

    这一等就是８年。吴贻弓跟大多数人一样，“文革”结束，迎来新生，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有所准备的吴贻弓的新生更加迅速和光鲜。１９７９年，电影《巴山夜雨》开拍，吴贻弓要与他的老前辈吴永刚一同合作。“吴老信任我，放手让我去做，这是他给我的最大的恩惠。”不管是前期准备还是后期制作，吴贻弓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他沉浸在漫长等待之后，实现梦想的喜悦之中。

    《巴山夜雨》整个戏的拍摄都在一条船上进行，由于在江上不方便，所有的镜头拍完后才拿回上海冲洗，冒了很大风险，结果，在后期制作中，一个镜头也没补。“这可算是个奇迹，”吴贻弓说，“吴老也说我是一员福将。”

    《巴山夜雨》是较早反映“文革”的电影，用吴永刚的话说，就是“在‘文革’的废墟上，重建人性的光辉。”但在同时期出现的反映“文革”的作品中，《巴山夜雨》是独特的，它虽以“文革”中人民所遭受的迫害与苦难为题材，但着力表现的却是普通人美好的精神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友爱，对未来的美好信念。影片中虽未出现坏人，却能使人强烈感受到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罪恶阴影——那给人民造成灾难与痛苦的祸根。它比正面描写“文革”灾难的作品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思索。

    《巴山夜雨》的成功，给了吴贻弓信心，也让他逐渐形成自己的电影风格：细腻、真切、舒缓、诗化。这种风格在《城南旧事》中更加突出。当时，吴贻弓接到剧本的时候，就开始找林海音的原著来读，由于原著没有在大陆发行，他就到台湾文学研究所找到了唯一的一本。看过之后，他对原剧本提出了意见：“原剧本政治因素太强，当时的背景是‘对台八条’的出台，剧本就是配合这一政策而写的，但我觉得政治意图太直露，这样的片子拿到台湾，台湾人怎么能接受？”吴贻弓说，“我就建议淡化统战色彩，而突出爱国主义情怀。”当年的这一建议，实际上是冒着政治风险，但吴贻弓凭着艺术家的直觉和勇气，选择了重新改写剧本的路子。

    多年之后，吴贻弓见到台湾导演丁善玺，丁善玺竖起拇指来称赞他：“你的这个东西（指《城南旧事》）厉害！不然怎么会到台湾！”原来，当时台湾也拍了一版《城南旧事》，丁善玺说它“一塌糊涂”，相反由大陆拍的《城南旧事》则以录像带的方式在台湾流传开来，感动了很多人。

    《城南旧事》之后，吴贻弓和林海音各自在台湾和大陆广为人知，但未曾谋面。１９８６年，林海音的儿子夏祖焯来到大陆，见到吴贻弓。吴贻弓将１００美元的版权费交给夏祖焯，夏祖焯代替他的妈妈收了１美元，作为纪念。直到１９８９年，林海音到了上海，两人才第一次见面。林海音拉着吴贻弓的手说：“感谢你，让我在大陆成名，我对电影所有的表现都感到满意！”

    《城南旧事》在１９８３年获得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金鹰奖，这是新中国电影第一次获得国际性电影节的综合性大奖，同时打破了电影节上影片最多放映３场的惯例。吴贻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后来这部片子在电影节上破例放第四场时，连走廊上、台阶上都坐满了人。”

    《城南旧事》在国际上的获奖，开辟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此后，中国电影人开始频频在国际上露面，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等影片在国际上也相继绽放光彩，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此时的吴贻弓，已经由电影导演开始兼而参与行政事务——担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如何让更多的中国电影走上国际舞台，与世界进行艺术交流，成为他思考的问题。

    １９８８年，“中国电影周”活动在北京举办，吴贻弓、张艺谋、谢飞等诸多导演在此碰面，他们开始形成一个想法：在中国创办国际电影节。这一想法令他们感到兴奋。之后，吴贻弓下定决心，要筹备建立上海电影节，“当时我就说，我们要做的是一桩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中国电影界可能会留下‘史话’的意义。”

    当时，亚洲有日本东京电影节、韩国釜山电影节等，设立上海电影节更是迫在眉睫。为筹备电影节，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吴贻弓一方面到各大国际电影节取经，另一方面多次到北京，向相关领导就创办电影节的想法、详细的操作模式等进行汇报。当时相关领导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

    在吴贻弓的不懈努力下，１９９２年秋，国务院正式批准创办上海电影节。１９９３年２月，上海电影节组委会宣布成立，吴贻弓担任执行副主席。“那时候资金非常紧张，但社会各界给了很多的赞助，全国各企业给电影节捐款，也有一些企业用实物赞助，包括组委会工作人员穿的衬衫、鞋，吃的酱菜、火腿肠、八宝粥，都来自这些企业。”为了节省开支，吴贻弓也身体力行，到北京开会时，他住在普通招待所里，出门打“面的”。而从电影节组委会成立到开幕的９个多月，１００多名工作人员每人每天仅有1块钱的饭补，很多工作人员为节省组委会开支甚至自掏腰包。“都是对于电影的热爱在支撑着我们。”吴贻弓感慨道。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４日晚，筹备了９个多月的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闭幕式结束，曲终人散，吴贻弓独自站在舞台上，热泪盈眶。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共有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６７部影片报名参赛。此后两年一届，到１９９７年以后改为一年一届，直到今年６月，上海国际电影节已举办了１１届。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吸引了来自７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０９４部影片报名参赛，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电影人应该为此而感到自信，”吴贻弓说，“借助这样的平台，我们也更应该握住时代的脉搏，记录时代的记忆，展现中国的形象，这样的影像才有存在的价值。”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