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电视事业的诞生与发展，我作为中央电视台文艺部的第一代导演，走过了近50年的历程。回顾中国电视文艺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中国电视文艺事业从无到有，从单调贫乏到绚丽多彩，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和一代代电视人的努力。

    由于技术条件的局限，中央电视台在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导播现成的节目。尽管刚开始我对电视编导一无所知，但十年军队文工团的舞台实践经验，让我较快地掌握了导演切换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随着百姓拥有电视机数量的增多，由我导播的很多文艺节目，如《东方红》大歌舞、《长征组歌》、《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逐步由剧场进入了家庭，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电视的强大社会功能也逐步显现。

    早期的电视台没有录像设备，为了同兄弟国家交流文艺节目，我们每年都在新影厂用胶片拍摄一部贺年片。我曾与黄一鹤、王扶林等同志合作，拍摄了《天山的春天》等五部贺年片。这是我国电视文艺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自办文艺节目。

    这些自办节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电视文艺专题节目；二是综艺节目。上世纪80年代，我作为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后，向台里提交了一份汇报材料，引起台领导的高度重视。我在这次汇报中建议设置周末文艺栏目、成立专题节目剧组、重视发挥主持人的作用等，这些建议后来大都被领导采纳。中央电视台第一期《周末文艺》栏目就是我编导的，从那时开始，综艺节目日益繁荣发展、形式多样，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随着综艺节目的逐步发展和成熟，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应运而生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结束一个月，便迎来了羊年春节。以往春节，中央电视台只在除夕夜转播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联欢活动。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台里决定在这一年自办文艺节目，其主题是反映全国人民拥护改革开放的欢乐心情。这就是“春晚”诞生的历史背景。

    之前，我与王扶林曾合作导演过一台《笑的晚会》。在这台晚会中，我们尝试用“茶座式”的布局，消除舞台与观众席的心理鸿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次，我把“茶座式”布局移植到羊年“春晚”，再次获得成功。这一模式从此为历届“春晚”所沿用。

    对晚会的节目安排，我们也做了大胆的设计，用人们久违的交谊舞贯穿始终。这个在今天年轻人看来早已“过气”的设计场景，30年前却令国人耳目一新。在那次晚会上，李光羲演唱的一首激动人心的《祝酒歌》，白桦朗诵的诗篇，新凤霞由儿子背到现场演唱评剧《花为媒》，这些生动的场景，想必仍留在很多人记忆里。

    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春，我又和黄一鹤、杨洁编导录制了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同样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领导敏锐地意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国人民渴望在传统的除夕之夜，通过电视这个日益普及的媒介，获得与他们欢乐心情相一致的美好艺术享受。于是，在台领导的直接关心下，我和黄一鹤共同执导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春节晚会，这就是１９８３年春节晚会。这次晚会同样采用“茶座式”布局，但规模更大，现场转播时间长达四个小时，并首次采取电话点播节目、猜谜语等互动形式，引起观众很大兴趣。此后，我又担任了19８７、19８８年两届春节晚会总导演。今天，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真正进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时代在前进，电视文艺也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向前进军。从80年代后期开始，重大电视文艺题材以更大的规模、更多的投入、在国际国内有着更为广泛影响为特点，陆续出现在世人面前。我在这方面编导创作的节目，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大型广场文艺节目。国庆40周年时由我执导的大型文艺节目《我爱你，中国》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为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我们在策划过程中群策群力，尽力拓展艺术想象空间，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把整个北京当作一个大舞台，凡是全国人民熟知的名胜古迹，都是演出的背景。在人民大会堂前，布下陆、海、空军、武警、公安五个合唱方队，齐唱《中国人，中国汉》；在记录着民族历史的圆明园废墟上，上百人为骆玉笙老人伴唱《重整山河待后生》；在沉积着历史年轮的祈年殿前，超大型乐队演奏《黄河狂想曲》；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铺展数百个“威风锣鼓”；在颐和园石舫上，吉它弹唱《风雨同舟》；在天安门城楼上，孙道临、白杨朗诵《我心中的中国》，杨丽萍领舞《烛光里的妈妈》；更有２０００名学生手持４０００支灯组成流动的中国地图，在焰火点亮星空的衬托下，黄河、长江在“地图”上激越奔腾，《我爱你，中国》的歌声有如黄河长江的巨浪轰然响起，叩动亿万人民的心弦。

    作为整台晚会的开场节目，我们对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也做了新的设计：三军仪仗队持枪列队走出天安门城楼，伴之以军乐队的行进式演奏，五星红旗在一位藏族少年领唱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此后，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也参照了这次国庆晚会的做法。每天清晨从城楼到广场，随着流动的节奏，万人争睹庄严的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升起，成为首都一道弘扬爱国主义的特殊风景线。

    二是大型电视风光艺术片。多年来我一直抱有拍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的愿望。恰好台领导也给了我这个任务，就在承接国庆40周年的同时，拍摄１２集系列风光艺术片《黄山》。我给自己和摄制组定下一个标准：每个镜头都应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在繁忙的工作日程中，我挤出时间四上黄山，带领摄制组拍下了那里的春夏秋冬。为了能拍到满意的黄山日出，剧组成员多次凌晨三四点钟就起床，攀登到山顶。为求最佳的角度，大家用绳子把摄像师从悬崖上吊下去拍摄。尽管经费很紧张，但我们还是租用了昂贵的直升机实施航拍。《黄山》与观众见面后，博得了普遍好评。当地的朋友告诉我，这部电视片播映后，大大提高了黄山的知名度，来到黄山旅游的国内外游客，上山前后几乎都要看看这部片子。

    三是表现伟人形象的电视专题艺术片。这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政治上和艺术上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幸运的是，在我崇敬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百年诞辰之际，我为两位伟人分别执导了电视专题艺术片《毛泽东诗词》和《百年恩来》。

    毛泽东诗词博大精深，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融合，是一代伟人革命生涯的形象画卷。经过反复学习、思考，在这部电视片中，我们从诗词与伟人的关系的角度，对毛泽东的形象作了艺术定位，即政治家和文学家的统一，政治成就和文学成就的统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在创作手法上打破常规，采取纪实、政论和艺术“三位一体”，融史料、文学、风光、音乐、歌舞于一炉的艺术形式，这在我的电视生涯中是一次新的突破。这部片子于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与观众见面，得到了包括毛主席亲属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肯定。《百年恩来》是我导演生涯中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这部专题艺术片，着重表现周总理崇高的思想品德与非凡的人格魅力。以情动人，是这部艺术片的最大特点。为了把“情”字贯串始终，我们深入挖掘，精心构思，匠心独运，用生动具体的细节撞击人心，使全片成为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我们在3年多的时间里，先后采访了300多人，足迹遍布国内外，仅积攒的素材就有2000多盘。功夫不负苦心人，这部饱含对总理深情的电视片，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反响，获得了全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首届音像出版奖；主题歌《你是这样的人》，准确地表达了人民对总理的热爱与敬仰，为人们所喜爱和广泛传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视文艺事业呈现出两大特点。首先，观众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数量越来越庞大；二是层次越来越复杂；三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差距拉大；四是观众的主体意识与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这些变化，使电视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由单一转向多元，由综艺转向细化，由专业性转向平民性。

    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综艺晚会显然难以满足最大多数观众的需求，从而促使电视文艺不断拓展它的发展空间，开发更多新的品种和栏目。近年来出现的访谈类艺术节目以及各类“真人秀”节目，都不乏成功的例子和有益的尝试。

    对创新类节目，当前存在一些争议，并不足怪。电视的本性属于最大众化的传媒工具，增强电视文艺的娱乐性、大众性、互动性和平民意识，使观众从仰视变成主人和参与者，是今后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在任何时候我们不能忘记电视文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能忽视正确的价值取向。在新的形势下怎样做到“寓教于乐”，是摆在电视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第二个特点是高科技的发展和在电视上的运用，对表演艺术与多种技术形态的结合，不断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电视文艺与科技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在专题文艺节目《波光水影话方圆》中，我们首次运用了水下摄影技术；在风光艺术片《黄山》等节目中，我们首次运用了航拍技术；近年来，我们把视频数码技术有机地运用到纪念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的编导创作中等等。在这方面我的体会是：电视文艺必须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固步自封；又要让技术为内容服务，不要搞花架子。

    电视，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包括策划、撰稿、编导、摄像、舞美、音响等众多方面，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电视文艺事业的发展，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国电视文艺的繁荣，源于党的正确领导，成绩属于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敬意！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