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第一次近距离将我点燃，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炎热的夏天。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５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的陪同下，与长影的创作干部座谈。当他知道长影正在创作反映第一汽车制造厂“换型改造”的电影《解放》和表现石油工人海上钻井的《男儿要远行》时，非常激动地说：“《解放》、《男儿要远行》这都很好，因为一个民族要振兴，一个国家要兴旺，必须有一种反映时代的、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精神力量，得有精神支柱。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有这样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确实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希望能够看到反映我们时代的、鼓舞我们人民的、能够把十亿人民凝聚起来的作品。”

    主旋律像一盏灯，顿时照亮了我案头的剧本《解放》。当一汽遭遇市场冲击，２６０００辆汽车卖不出去，７亿资金不能流通时，一汽陷入３０年来最困难的境地。面对竞争危机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汽在中国北部摆下了决定命运的换型改造“大决战”，与发达国家争市场、比才智，十里车城拉响改革的汽笛。我迅速投入一汽，在沸腾的车间、在攻关的研究所、在忙碌的厂部，我都被一汽人改革的激情所感染。我在《解放》剧本里刻画主人公知难而进的改革意志，塑造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形象。

    记得在党的十三大会议期间，胡启立同志还向长影厂的十三大代表赵实同志问起《解放》电影拍摄进展情况。后来，这部影片在国有企业职工中反响强烈，获得了国家的政府奖。

    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从此照耀着我的编剧航向。为追求“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用一年时间创作《蒋筑英》剧本，采访了６０多人，深深地被中年科学家蒋筑英“一根蜡烛两头点”的奉献精神所感动。蒋筑英的形象走上了银幕，他弹奏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主调来，影响了无数观众。这部电影获得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我也因此获得了华表奖和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为表现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投身到长白山区农村，通过写干部下乡扶贫，“改造了一个官僚，重塑了一个公仆”的故事，弥合了干群之间的裂痕。《留村察看》受到了农民观众的喜欢。紧接着参加《孔繁森》的电影创作，在反腐倡廉的呼声中，观众把拥戴人民好干部的目光投向阿里高原的孔繁森。

    “主旋律”是改革时代的口号，由中国电影界率先打出，经过创作的实践和群众的检验，成为弘扬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代用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和强大号召力。特别是１９９６年长沙电影工作会议，提出了精品战略工程，对于反映时代主旋律，要求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我更加意识到主旋律不仅是社会责任，而且要求社会效果和社会效益。

    主旋律首先要符合艺术规律，更要适应市场规律。《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在全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之际的剧作。这部电影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专家满意、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体现并凝聚了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仅在北京就有１８５万人次走进影院，至今依然保持北京市最高上座人次纪录。我们是人口大国，观众是多层面的，审美需求必然多样，主旋律电影自有属于它的市场份额。

    我在创作主旋律，主旋律也在改造我。面对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不想再走深入生活的老路。然而，主旋律的创作没有妙法灵招，没有捷径后门，只有与时代同步，到群众中去，贴近生活，才能感受社会的变化，倾听大众的呼声，才能捕捉时代的旋律。创作的源头活水在基层。当我走进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么多的独生子女犯罪坐监，一位从事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的“法官妈妈”出现在我面前，她就是北京市海淀法院少年法庭的女法官尚秀云。为创作《法官妈妈》，我跟她办案，随她家访。《法官妈妈》走上银幕，在校园，在家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电影交流中，中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先进法理观念，赢得了普遍称赞；我去新疆、到延边，创作一个救助烈士遗孤的故事，电影《良心》将新疆与延边以民族团结之情连在一起，这个感人泪下的故事，仅在上海票房就创下４０７万元；我去内蒙编剧的《生死牛玉儒》，广东省电影公司用２８万买下版权，发行收入５００多万元。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这部电影直接发挥了作用。由群众投票评选为大众电影百花奖；《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再现刘长春单刀赴会的故事，在北京奥运期间，７６年前为中国敲开奥运大门的刘长春复活在银幕上，历史的足迹和今天民族复兴的脚步叠印在一起，成为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激荡着每个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在坚持主旋律的创作中，我付出艰辛，也让我尝到莫大的甜头。这甜头不是获得两次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也不是多次得到“五个一工程”奖，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收获了社会效果，那就是观众对影片由衷的感动。在中国人大附中读高三的学生肖迪，他的妈妈花２４０元在广安门影院买了《生死牛玉儒》一个晚场的票，由父母、外公、外婆等家人陪着他观看。在当下人们面对多元文化消费的娱乐大潮中，竟然有一家１２口人，陪高考的学生走进影院去瞻仰一个高尚的灵魂。后来这个学生考进了北大，我为之感动、为之欣慰。至今，我铭记影评家肖尔斯的话：“即使《蒋筑英》电影只有一个人看，也比那些打打杀杀的影片拥有众多观众更有价值。岳母只给岳飞一个人刺上‘精忠报国’，岳飞却带起了千军万马。从长远的意义来看，一部电影的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重要。”当下国门开放，各种文化涌来，刺激的、麻痹的、消沉的，特别是一些带有娱乐色彩的“精神摇头丸”，不断地渗透在青少年间，麻醉人民的理想，消磨人们的意志。我们无法禁止各种各样的花儿竞开，各种鸟儿的鸣叫，但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百花齐放，牡丹为魁；百鸟争鸣，凤凰领唱。主旋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炬。

    我无法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电影在竞争中发展的全貌，只能从一个时代的口号对我一个编剧的影响，把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中，以“引人入胜，动人心弦，发人深省”的艺术境界，纠正那些歧视主旋律是“政治的传声筒”的偏见。从１９８７年编剧《解放》始，到《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留村察看》、《陆军见习官》、《我只流三次泪》、《良心》、《共和国之旗》、《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一个个人物形象排列在银幕上，将组合出我对这个时代的深情写照。

    我身处改革年代，感受了时代的温度。一个向前发展奋争的民族，需要进步的鼓声，需要照亮心灵的阳光，需要能够凝聚千百万人的一种精神力量。主旋律像灯塔一样，依然照耀着我剧作的航向。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