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中国西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生的许多故事，纷纷披着传奇色彩走上了银幕。《人生》、《老井》、《黄土地》……一部部展现我国西部地区苍凉风貌、抒写独特人文故事的西部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的一段辉煌。以吴天明导演的《人生》肇始，一直被银幕所遗忘的“黄土地”成为“西部电影”的标志，而“西部电影”的崛起也直接造就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辉煌。

    深受《海之歌》与崔嵬的影响

    吴天明高中时就是文艺特长生，按他的话说是“中了文艺的邪”。高二时的他迷上了电影。那一年的冬天，他看了前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影片《海之歌》，看了一遍，没有看懂，但是身上又没钱了，于是他就把脚上的新棉鞋脱下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店里面去卖，他告诉老板只要给他能看一场电影的钱就行。当时的电影票是２毛钱一张，老板给了他８毛钱，于是他直接就去买了两张电影票和一张影片说明书，而他自己坐在冰冷的电影院瑟瑟发抖，不得不将脚压在屁股下面坐着取暖。这部电影深深地吸引了吴天明，让他第一次感受到电影的魅力。吴天明强调，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引导了他的电影观。影片中那壮阔的伏尔加河、拦水坝，还有勇敢坚强的海的建设者……完全就是一部“诗电影”。因为看过十几遍，吴天明把片中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也正是因为背诵《海之歌》中的内心独白，帮助他后来考上了西影演员剧团训练班。他知道自己个子矮，相貌也一般，不可能做演员，就想怎么也要先挤进电影门，然后再改学导演。

    在吴天明学电影的初期，有一位电影界老前辈对他的影响很大，这就是被称作“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崔嵬。这真正是榜样的力量。从崔嵬这里，他开始接触唐诗。吴天明印象最深的是讲到白居易被贬九江的时候，元稹写的一首七绝：“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首诗的意境后来被吴天明用到了《人生》的片头中。１９７５年吴天明在北影《红雨》摄制组跟崔嵬学习导演。吴天明回忆，崔嵬身材高大、颇有气势。记得当年他访问苏联时，邦达尔丘克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听说你是中国的邦达尔丘克！”崔嵬导演立刻回敬了一句：“听说你是苏联的崔嵬！”他身上的那种不卑不亢、大恨大爱的气魄令人很是钦佩。

    首战失利决定向“虚假”开刀

    １９８１年的影片《亲缘》是吴天明独立执导的第一部作品。这个剧本讲的是台湾侨胞的思乡之情，而那时的吴天明连大海都没见过，这完全是个陌生的题材。吴天明说，不可否认，当时特别急于当导演，有点“投机”性质。当时在西影没人拿他这个年轻导演当回事，主创在现场敢跟他叫板，甚至有人伸出小拇指说：“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西影厂导演里的这个！”结果《亲缘》拍砸了，吴天明说他自己都不愿再看第二遍。吴天明批评这部片子在国产片中虚假和造作的程度即使不是登峰造极，能与之“媲美”的恐怕也不会多。

    拍摄于１９８３年的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改编自叶蔚林的小说。当时这部小说非常受欢迎，有几家电影厂都在争它的改编权。吴天明说，当时自己什么都不是，第一部片子又拍砸了，但是他对这部小说特别心动，决定拿下这部片子自己拍。当时吴天明在京西宾馆对叶蔚林激情澎湃地说了很多想法，而且摆出自信满满的样子，使得他当场拍板把刚改好的电影剧本给了吴天明。后来吴天明经常跟人开玩笑说：“别看我个子不高，黑不溜秋的，但还是有很大魅力的。”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开始，他下决心要向电影中的虚假开刀。执导这部影片让吴天明学到了很多，从做电影到做人都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他始终强调，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不真实，而真实应该是电影的第一个台阶。吴天明说，美国好莱坞的很多大片，把胡编乱造的剧本拍得令人信以为真，而中国的电影总是把真的拍得跟假的一样。所以真实是吴天明拍电影的第一诉求。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到《人生》、《老井》，这三部影片逐渐达到了吴天明对电影真实的探索。

    “将心比心”的真诚合作

    《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成功为吴天明拍《人生》做了很好的铺垫。当初读路遥的原著《人生》时，吴天明激动得无法抑制，后来和路遥见面，两人“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当时那种呐喊的愿望特别强烈。”吴天明形象地说，“当地的农民从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说‘修理一辈子地球，终了往阳坡上一埋就算了！’听后真令我又辛酸又心痛。”但吴天明认为，《人生》的硬伤也正在于后半部分城市的戏比较苍白，“因为自己对城市的感情远远不如对农村深，所以很多主观的偏向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我可能是太爱影片中的那些人了，尤其对于里面的吴玉芳扮演的‘巧珍’过于偏爱”。当时他甚至说过“娶老婆就要娶巧珍这样的”话。吴天明一直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他还是他自己，如同当年他不可能变成陈凯歌去拍《黄土地》，不可能变成黄健中去拍《良家妇女》，他的观念更新是建立在《人生》的基础上的。

    《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的盘老五，《人生》中的巧珍、高加林、德顺爷爷对于吴天明来说情同父老兄妹。他说，《老井》中的孙旺泉其实在某些方面与他很像。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找“孙旺泉”时很费心力，跑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演员，都觉得不理想。而张艺谋，吴天明本来是请他做摄影师的，后来觉得他的气质靠近孙旺泉，有一股犟劲，而且他对人物的理解也很透彻。一开始，他对出去找演员的演职人员说“旺泉就要找艺谋这样的”，后来干脆就让张艺谋来演。张艺谋很能吃苦，每天和农民上山劳动，挑十几担水，还每天从山上背三块石板，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他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打石槽子。在拍旺泉和巧英被埋在井下那场戏时，他和梁玉瑾三天没吃饭，终于找到那种垂死时奄奄一息的感觉。

    张艺谋当年曾跟吴天明开玩笑说：“这该是我导演的东西，可惜叫你抢了先！”吴天明的回答是：“我要借助你的锐气和冲击力，刺激和推动我前进。但是，最后我要吃掉你，把你的精华化为我的东西。”那时互相之间敢说这样的话，现在人哪敢？可见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信任，这就是将心比心。张艺谋曾说，他们这一代是在成熟时期受创痛，在苦难之后才成熟，苦难留给他们的痕迹是不同的，没有谁高谁低的问题，也无所谓谁是正宗。两代人在一个战壕里作战，互相吸取、互相扬弃、互相竞争。张艺谋当初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厂里舍不得放走这么个人才。吴天明告诉他，叫他别为调动的事情着急，他可以随自己的心愿为任何厂拍片。为了两人能再度合作，吴天明可以等他一辈子。

    西影成了“中国新电影的摇篮”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称作“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而西安电影制片厂则被称作“中国新电影的摇篮”。吴天明回忆说，西影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异军突起是很有意思的案例。西影在１９８３年的时候，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高的１０部电影中，西影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低的７部影片中有３部西影的。吴天明是在１９８３年拍《人生》时被任命为西影厂长的，他那时不到４４岁。“当时根本没经验，也没啥城府。路遥说你要想镇得住就先听汇报。”于是吴天明在上任后一个多月内，晚上拍片，白天开基层会听取汇报，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然后召开全厂大会，说得大伙热血沸腾的。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已经不是超过峨影、珠影这样厂龄和规模与西影相似的厂，而是要赶上北影、上影等老大哥厂，要办全国第一流电影企业。

    吴天明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也是一位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在他任西影厂厂长期间，大胆启用了张艺谋、周晓文、黄建新、顾长卫等一批有艺术造诣的新人，并把他们推上了辉煌的顶点，使他们成为国家级、国际级的人物。至今，这些弟子们对他们的恩师仍然充满着感激之情。而吴天明说，“第五代”崛起是时势造英雄，不是他的功劳。那几年确实是西影历史上人才云集、事业旺盛的时期，那时的西影既有“面子”（在全国或国外电影节频频得奖）也有钱，很多商业片的卖座为厂里积累了资金。

    “西部电影”这个名称首倡者是电影评论家钟惦棐。１９８４年春天，西影艺术创作研讨会召开，老人看完《人生》样片后特别感慨：“美国有所谓的‘西部片’，我们是否可以有自己特色的西部片？希望你们从茶杯里跳出来，登上黄土高原，塑造出中国的西部片。你们的作品愈是西北的，愈是世界的。”吴天明一听激动得不得了，在１９８５年８月“黄河笔会”的时候，联系青海、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作家，动员他们为西影写作，厂里还组织创作人员到青海、宁夏等地考察、采风。吴天明颇有深意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用默默注视的方法讲黄土地上的人性与人生，而“第五代”则直接从“黄土地”的影像上挖掘意义，他们更敏锐，也更彻底。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