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篇小说让一个作家一夜成名，这样的事对今天的年轻作家来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的例子却并不缺乏，蒋子龙是其中的一个。１９７９年第７期的《人民文学》上刊登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有些工厂领导者甚至将乔厂长的管理模式运用于实际工作中。这个过程中有喜剧也有闹剧，但都能让我们想象到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影响。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蒋子龙创作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系列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家之一。３０年来，蒋子龙一直关注工业，但笔触却未止于工业，最近他历时１０年创作的《农民帝国》出版，表明了他对现实更广泛的关注。

    记者：您的名作《乔厂长上任记》开创了中国改革文学的先河，能谈谈这部作品当年的创作情况吗？您是怎样把握时代脉搏创造出乔厂长这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的？

    蒋子龙：我当时创作那些作品时，如果非要说想把握点什么，那也是想把握住自己小说里所表现的生活现实，而不是“时代脉搏”。因为时代太大、太玄，不知道它的“脉搏”在哪里，该如何去把握。作家写作时如果脑子里装着一大堆空洞的理念，而不是鲜活的人物和故事，那他写的一定是论文，而不是小说。比如你提到的“乔厂长”，其创作过程很简单，简单到甚至可以说不是我找到“乔厂长”，而是他主动找到了我。当时我刚“落实政策”当上车间主任，攒足力气想大干一番，却到处碰壁。有定单没工艺，搞出工艺又缺材料，找来材料设备因年久失修又出了问题，修好设备人又不听使唤，找到上边也没有人给你帮忙……我感到自己像天天在“救火”，经常昼夜连轴转，身心俱疲，苦不堪言。甚至还不如蹲牛棚。

    １９７９年初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来约稿，我便用三天时间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我写得很容易，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要把握什么脉搏，就写自己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的，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小说发表后有人喜欢，有人反对，无论当时的现实是欢迎“乔厂长”，还是讨厌他，甚或是惧怕这个家伙，都是对这个人物的成全。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成全了他。我不过是扮演了产婆或助产士的角色。我的虚构可能拨动了现实中某根甚为敏感的神经。但我并不想触犯谁的神经，只想讲述一种真实。文学虚构的本质就是为了更真实。苏联有句名言：“作家是一种炮兵。”“乔厂长”这一“炮”无非是碰巧打中现实中的某个穴位罢了。

    记者：您的作品多是城市改革题材或说工业改革题材。但您最近出版的新书《农民帝国》却从城市转向农村，从工人转向农民，可以说这是您文学创作在题材上的一大跨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用十多年的时间来写《农民帝国》这样一部著作？在写作的十年中，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否影响到了您的创作？

    蒋子龙：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相信世界上有“缘分”这种事吗？如果你不大相信这些，至少相信世间还有一种叫“责任”的东西。当一个作家如电光火石般触发了写作的冲动，跟遭遇一场恋爱或走在大街上碰到一场事故差不多，你不可能掉头走开，帮个忙，伸一下手，至少也会帮着报个警。特别是可遇不可求地产生了长篇的构思，往好里说像恋爱，往坏里说像被鬼缠住一样，想放弃都难，最好的解脱就是写出来。人的兴趣有多种多样，文学的感觉也多种多样，因此写作的最初动因就各有不同。有的因思想被触动而萌发写作欲望，有的是被人物或故事所感染，有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或公共意识，有的则完全出于一种兴趣。在写作《农民帝国》的过程中，这几种情况都有。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童年会影响乃至决定人的一生。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尽管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每天看气象预报时，脑子里总是先想到对农村的影响，很自然地和庄稼的生长联系起来，眼下是什么季节？地里缺不缺雨？因此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也正是农村的变化，帮助我更有信心把握小说中所表现的生活。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的９０年代初。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印证了我对那段生活的思考。

    记者：您曾经提到，１９９６年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企业家命运的文章，这对您写作《农民帝国》触动很大。在创作过程中，您也曾到河南、山东等地的农村作了一些相关的考察。《农民帝国》可以说是有非常实在的现实基础的；但作为文学作品，又需要有一些虚构的、超脱的东西在其中，您是怎样在作品中处理“虚”与“实”这对矛盾的？

    蒋子龙：《农民帝国》是虚构的。何谓“虚构”？虚构不是“瞎编”，“虚”也不是假。“虚”是提炼，是升华，是思想境界，是一种比现实更深刻更真实的“现实”。只有这样的“虚”，才能“构”出真实感人的故事和人物。因此在虚构之前必须要有大量的“实”，越多越好，越多越不嫌多。小说不能没有血肉，好的细节对一部小说的成败很关键。而细节是“虚”不出来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作者没有实实在在的生活，意识再先锋，思想再敏锐，技巧再纯熟，“虚构”出来的东西也会“贫血”。这部小说之所以磨蹭了这么长时间，工夫都下在“实”处了。无论小说好坏，让人感到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了。

    记者：贾平凹在写作《秦腔》的时候曾说过，他越来越把握不了现在的农村了；而您在谈《农民帝国》的创作时也说到，不必参透现在的农村。但把握不了、不参透并不意味着没有思考在里边。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变化？

    蒋子龙：这个问题太大，也不是我这样的作家能够回答得了的。由于我跟农村的联系太多，感受还是有一些。３０年前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３０年后国家关注的重点又回到了农村，这说明什么？农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农民不好，中国能好得了吗？我们应该承认，占人口最多的农民，目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仍然是个“弱势群体”。所以才有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策。

    记者：３０年来文学创作的领域不断扩大，题材越来越广泛。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争议。您怎样看待这些变化与争议？

    蒋子龙：文学创作的题材构成，没有绝对的“合理”。有谁能说出一个比例，怎样搭配才是最合理的？当今的文学现实，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我不觉得当代文学在题材构成上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合理。成熟的文学不该受题材的局限。重要的不是写了什么题材，而是有没有写好。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