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找哥泪花流，不见哥哥心忧愁，望穿双眼盼亲人，花开花落几春秋……”今天，40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段旋律应该都不陌生。1978年，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传唱大江南北。这部电影一改以往战争题材电影的表现形式，以清新的气息让人们聆听到了中国电影复苏的足音。30年后，这首歌依然是很多人记忆深处的抒情经典。

    “文革”后迎来“黄金岁月”

    1978年，中国各大电影制片厂陆续恢复拍摄。当时大众文化生活还比较单一，看电影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选择。虽然1979年生产的影片只有50多部，但观众却达到了279亿次，平均每天7000万次，创造了至今未能逾越的历史纪录。

    改革开放初期，《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芙蓉镇》、《戴手铐的旅客》等一系列“伤痕电影”一改“文革”期间电影的僵硬姿态，将小人物的情感、生活和命运搬上银幕。《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庐山恋》等也在题材和电影语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喜剧片、农村片、爱情片、戏曲片、儿童片等多种类型的影片百花齐放，中国电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潮。人们观影热情极高，每年的金鸡奖、百花奖评选，都会收到数百万封来信投票。与电影相关的期刊也一时间“洛阳纸贵”。“‘文革’十年的文化生活过于压抑沉重，全民需要一种宣泄和释放，电影成了一个最合适的载体。”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饶曙光指出，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间，人道主义成为艺术家长期思考和表现的主题。在美学层面，第四代和第五代电影导演“合力”掀起并推进了中国电影语言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落后于世界电影的格局，为中国观众留下了一大批经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阶段不仅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电影导演的黄金岁月，也是整个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

    产业化掀起娱乐浪潮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其他新媒体的崛起，电影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指出，“电视节目逐渐取代了电影原有的社会批判、宣传教育等功能。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电影的受众面变小了，更倾向于城市观众和青少年观众，电影的娱乐功能被放大了。”

    1993年1月，当时的广电部出台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40多年形成的独家经营、统购统销的电影生产流通模式被冲破。1997年，电影管理机构推出“单片许可证”制度，允许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以外的影视单位申请电影制作权。进入21世纪，电影被明确定义为一种产业，其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主体准入资格全部放开，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投融资主体开放范围不断扩大。

    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市场冲击，使电影人开始转变生存策略，在个性化与观众接受度、艺术性与票房收入的矛盾冲突中，努力寻找着平衡点。“从多功能到娱乐化，中国电影在产业化过程中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这是一条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尹鸿说。

    进入21世纪，从投资巨大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小成本制作的《疯狂的石头》、《鸡犬不宁》，一系列高举娱乐大旗的商业片都在票房上取得佳绩。

    走出国门传播中国文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市场一度陷入低迷。为了改变这一萧条局面， 1994年1月，广电部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影片，并以分账方式在国内发行。进口大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在国外捷报频传。

    早在1988年，一部《红高粱》为中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国际荣誉——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此后数年，《香魂女》、《本命年》、《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三峡好人》等作品纷纷揽获国际大奖，中国电影逐渐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在占有海外市场份额上，中国电影的成绩也越来越好。

    2002年，《英雄》在美国2000多家影院上映，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在全球上映的中国电影。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1981年到2005年在美国上映的所有外国电影中，《英雄》的票房排在第三位。此后，《十面埋伏》、《无极》等商业大片虽然引起了不少争议，但客观上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空间，逐渐进入了一些亚洲国家市场，甚至还打入了欧美主流院线。

    饶曙光表示，商业大片唤醒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把大批观众拉回到电影院，对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今天的中国电影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中国际化程度最高、国际地位也最高的”，尹鸿说，“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很多是由电影带来的。”

    不过，专家们也指出，商业大片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运作模式。在目前的形势下，加大力度推进电影的产业化，培育一个健康的市场，形成良性发展的机制，是中国电影可持续发展不容回避的问题。

    (编辑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