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报告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曾一度跻身当代文坛的主流位置。就其总体形象与文体功能而言，改革开放30年的报告文学勇立时代潮头，以率直的风采和真实的品性仗义书写，取得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宝贵经验，并为当下乃至今后报告文学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有益启示。

    四个历史阶段

    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改革开放30年的报告文学与生活携手并进，大体经历了相对自立又彼此关联的四个阶段：

    一是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启动阶段的报告文学。借着新时期改革的春风，徐迟在1977年第10期《人民文学》上最早发表了为知识分子立传的《地质之光》。不过，真正为徐迟带来巨大声誉并对转型期文坛形成强烈震撼力的，还是他的《哥德巴赫猜想》。该作由《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和《人民日报》1978年2月17日重力推出，随之产生广泛、深远而持久的轰动效应。历史地看，《哥德巴赫猜想》不仅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杰作，而且是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启动盘”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报春燕。总体上说，此期的报告文学既具强烈的反思意味，同时又蕴含着深博的激愤因素，可谓沉睡后的苏醒期。此期报告文学历史使命的最终完成，以两次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一是武汉报告文学研讨会的举行，二是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此后，报告文学“由附庸蔚为大国”。

    二是充满理想与激情的80年代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史而言，“80年代”确实是一个报告文学大爆发的时期。显著表征有三：一是报告文学创作及阅读空前火爆；二是1980年由黄钢发起，杨江柱、尹均生等参与主编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三是《时代的报告》正式创刊。后来，中国作协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合作编辑《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和《报告文学》的相继出刊，以“阵地”的形式推进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进程。因为80年代的报告文学在保持并发扬批判性能的基础上以高扬的理想、充沛的激情著称，所以人们往往把“80年代”作为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一个象征或代名词。宏观地看，80年代的报告文学既保持了70年代末期报告文学的反思状态以及令人激动的直言锋芒，又在真诚批判的同时让人看到社会改革的希望与前景，悲悯意识、英雄主义、理想色彩都表现得比较充分，体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

    三是趋于内敛的90年代报告文学。此期的报告文本大多不再像80年代那般激情澎湃和淋漓尽致，这也间接培育了报告文学沉静与理性的性格特征。就已经取得的成绩来看，90年代的报告文学仍在寻找中调适，在调适中成长，其主要实绩大体以四大奖项的获奖作品为代表：一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主要是1990～1991年度的获奖作品；二是首届“505杯”中国报告文学奖，主要奖励1993年（个别作品例外）发表的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三是“改革潮”报告文学奖；四是发生于90年代的头两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评选。90年代报告文学的调适行为大致沿着正反两条路线进行：一是部分作家开始顾盼历史事件和学理思考，二是速度观念的误导和容量意识的膨胀造成报告文学文体边界的模糊。前者促成了创作数量的相对繁荣，后者暴露出报告文学发展方向的某种摇摆与迷失。

    四是走进新世纪的处于多元掘进态势的报告文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沉静之后新世纪之初处于掘进态势的报告文学“集合体”的总体路向归结为“转身”与“正本”。所谓“转身”，简要说来，就是由表象的社会分析进一步走向文化透视，由泛化的改革颂歌向深沉的问题意识掘进，从而使一度被商品经济和市场大潮疏远了的报告文学的文体本性有所恢复。至于“正本”，主要是指报告文学对于艺术品格特别是对于“文学性”的追问，以图尽快回到报告文体应有的文学位置。这方面，《天使在作战》《用胸膛行走西藏》《中国新教育风暴》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拥有相当程度的问题意识、未来眼光和文学表达，读后给人以强烈的思想和艺术震撼。

    四项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的报告文学虽然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外在和自身的问题也使之时遭诟病，但这显然不足以掩盖其业已取得的成就。比较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经验：

    第一，思想解放是报告文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报告文学在20世纪末的迅猛崛起并一度成为主流文学样态，与十年浩劫后的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关联。思想革新，正本清源，不仅解放了经济生产力、政治创新力和文化增长力，而且有力地解放了文艺表现力，带动了全社会的巨大变动，而社会的全方位变动正是报告文学革故鼎新的源头活水。与其他文体相比，报告文学先天性地具有非虚构性、批判性和先锋性，这就决定了该文体与现实生活特别是思想氛围之间密切的互应关系。我们无法否认《哥德巴赫猜想》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拉动作用，我们同样无法否认该作发表之时“文化大革命”尚未被完全否定的事实。现在，有些评论者老是看不惯看不顺报告文学，认为报告文学一无思想二无文学，这显然是因噎废食的判断。对此，《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扬眉剑出鞘》《大雁情》《西部的倾诉》之类的作品应该是最好的回应。

    第二，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是报告文学依照本性生长的基本保证。如上所述，因为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批判性能和先锋性质，所以每每触及现实的痛处和人性的弱点，报告文学作家也因此常常惹上官司或遭遇恐吓，有人据此将报告文学称之为“危险的文学样式”。但只要我们的作家拥有了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表现力，只要我们的文学环境宽松和谐，那么，报告文学便能依照其本性生长。反之，任何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压抑都有可能损伤报告文学繁荣的环境，挫伤报告文学发展的自尊心。如此说来，报告文学的进步与否，归根到底受制于社会生活大环境和作家人格小环境的双重约定。

    第三，国计民生始终是报告文学表现的重点。与其他文体类似，报告文学既有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题材，也有日常题材，只要关系国计民生，我们很难挑拣出所谓小题材，此所谓“国计民生无小事”。《神州大动脉》《百万大裁军》是大题材，《神圣忧思录》《淮河的警告》是大题材，《三门李轶闻》《在大时代的弯弓上》是大题材，《万家忧乐》《小木屋》也是大题材。改革开放以来，除少数冒报告文学之名刊行于世的广告文学、明星文学、逸事文学、法制文学、闺阁文学之外，真正的报告文学在关注现实、关心百姓、关怀底层方面确实超过了其他文体，因而不时掀起阅读上的轰动效应。

    第四，快捷流畅的现代传播是报告文学实现文体功能最大化的必备条件。回顾促成报告文体得以发生的各种因素，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视。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类都离不开媒体的推动，但似乎从来没有哪一种文体像报告文学这样需要借助现代传媒的翅膀飞翔，以至于很多人至今习惯于把报告文学称作“新闻文学”。可以肯定，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报告文学这种高度纪实的文体在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艺术效益的综合化、最大化、最优化方面将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有人一度担心网络传播会从报告文学那里“抢走”新闻，报告文学将因为失去新闻价值而日薄西山。现在看来，这种担忧虽然是善意的，但大体是多余的。仅就近年有关“三农”题材的几部作品及近期关于四川大地震的部分报告文本来看，快捷流畅的现代传播不仅不会削弱报告文学的传递速度，反而会大大强化此一文体的报告深度、辐射广度和接受力度。特别是多媒体现代传播的有效加盟，已经并将继续使某些重大或敏感话题快速成为大众的公共意识乃至人民的集体意志。

    四种有益启示

    回眸30年，展望新世纪，我们深感报告文学任重道远。深入检视30年来中国报告文学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认为下述四点应该成为报告文学“成长中的启示”：

    一是继续为改革开放鼓与呼。每一次思想解放和社会激荡，似乎都能撩起报告文学的表达热望和读者的审美期待。一百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但凡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的时期，定是万众一心群情振奋的时期，多半也是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自然也是报告文学这根时代的神经高度兴奋活跃的时期。换言之，没有改革就不能发展，没有发展就缺少新鲜奇特的生活景观，报告文学也就失去了“报告”的兴奋点。

    二是努力廓清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报告文体的规范化写作是近年圈内外相关人士的共同吁求。我们之所以提出“转身”与“正本”的话题，目的也在于使报告文学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回到自身。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们的报告文学总体是好的，是有吸引力和震撼力的。80年代末以来，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对直面现实社会心存疑虑，90年代日渐趋浓的商业趣味客观上开始干扰着报告文学的本真面目，史传癖好和前述广告倾向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报告文学的写作视线，致使原本相对清晰的报告文学的文体边界变得模糊起来。这既是教训，也算经验。可以认为，新世纪以来，理论界、评论界、创作界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少报告文学作家也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我们仍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当务之急，既要融合，又须“守节”，既要树立适应大时代需求的开放的大报告文学观念，又要克服“高大全”的功利心态和庸常的急躁心理，切忌故步自封和无限扩张，努力实现观念融合与边界“守节”的辩证统一。

    三是积极推动报告文学写作的创新机制。报告文学写作的创新机制包容甚广，但人才结构和创作自由显然是可以调控的两大关键因素。就人才结构而言，我们务必认清报告文学写作者所承担的特殊的社会责任与文学使命。这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除必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表达能力外，还须兼备良知与勇气，“行走”的耐力和“田野调查”的技巧。《只有一条长江》《西部的倾诉》《中国农民调查》《天使在作战》等优秀报告文本，都是作家“走出来”的，而不是“作出来”的。同时，与小说、诗歌、影视创作不同的是，报告文学写作虽有名家，但也不乏“小名”乃至“无名”作者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贴近了现实，掌握了生活，有了近距离到位发言的权利。就创作自由来说，报告文体的非虚构特征、选材的共时可能、主题的批判品格等，限定了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现实矛盾和当下利害，亦即付出最多，成本最高，风险最大。这种情况，又决定了此项事业需要全社会更多的宽容与呵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议给报告文学作家以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

    四是切实构建相对自足的报告文学话语体系。相对自足自立的报告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有赖于作家的文本话语、评论者的评论话语和理论家的理论话语合力认同。其中，作家的报告文本是基础，评论者的文本分析和现象综合是关键，理论家的理论提炼和体系建构是核心。近年来，有关报刊编辑也加入进来，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支持着报告文学理论话语场的形成。毫无疑问，没有评论支撑的文学算不上基础扎实的文学，放弃理论引领的文学必将是缺乏灵魂的文学。而今看来，30年来的报告文学创作不可谓不丰，30年来的报告文学评论也算成绩不菲，但30年来比较系统的报告文学理论建设却不尽如人意。因此，造就一支报告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构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话语体系的报告文学理论学科，便成为推进未来报告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艰辛而光荣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