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落幕的“全国流行音乐盛典暨改革开放30年流行金曲授勋晚会”上，《乡恋》等30首歌曲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金曲勋章，这首歌的演唱者李谷一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30年光阴流转，沧桑巨变。在中国歌坛，很难再找到一位歌唱家如李谷一的人生际遇般富有戏剧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又具体而鲜活地体现着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和最终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成果。而对于李谷一来说，这令她“倍感艰辛”的３０年，更令她“倍感荣幸”。“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碰撞，我或许会走一条坦途，成为一名歌唱界的佼佼者，但绝不会成为人们今天所称的标志性人物，我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的一种机遇。”李谷一说。

    记者：1979年，一首《乡恋》给您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实际上，在此之前您就唱过《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歌曲，一直没有引起争议，引起争议的为什么偏偏是《乡恋》？

    李谷一：《乡恋》的争议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致。改革开放之初，两种思想在碰撞，一种提倡解放思想，一种则主张墨守成规。但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我们认为文艺事业正迎来一个很好的契机，很受解放思想观念的鼓舞。这一期间，涌现出大量的文艺作品，包括文学、戏剧，当然还有音乐等等。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达到一个高潮。

    《乡恋》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１９７９年底，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部旅游风光片《三峡传说》，导演马靖华写了一首词，让作曲家张丕基谱曲，词曲都完成后，张丕基便请我来演唱，这首插曲就是《乡恋》。歌曲第一稿出来后，虽然旋律很优美，但过于专业化，不太容易传唱，于是张丕基修改了一下。修改之后，第二稿的《乡恋》旋律深沉舒缓，歌词细腻感人，歌曲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乡思打动了我。根据旋律和歌词的走向，我就尝试了用半声演唱，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抒情和打动人心。歌曲播出后听众非常喜爱，但同时也出现了斥责、非议甚至是声讨。当然，非议最多的，是我采用的新的表现形式，也就是批评者所称的“气声唱法”。

    实际上，《乡恋》这首歌并没有用“气声唱法”，而是用了“半声”，或称为“轻声唱法”，在《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中我反而用了“气声唱法”。可见，当时的批判针对的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一种新的演唱方式、新的文艺形式。因为《乡恋》从节奏的变化、歌词的人性化、旋律的温情、演唱的甜美上来看，现代元素比其他歌曲更多一些，所以受到了批判。

    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痛苦并艰难着。中央乐团的演出任务很重，我还要接待记者的采访，为自己的观点找到阐明的机会，文艺政策也不明朗，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唱也累，说也累，想也累。

    有一段时间，在湖北和广西等地演出了４０多天，共７２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方便，都是坐长途汽车辗转演出。每一场我要唱８首歌，返场唱４首，也就是说一场要唱１２首歌。而且，每一首歌、每一个音都不能出错。所以，当时我只能战战兢兢又兢兢业业。每一场我都全身心地投入演唱，直累得声带出血，每天要打针治疗。期间，我的女儿胳膊骨折，一开始没接好，只得又折断重新接，我回不了家，不能陪伴在她身旁，后来我们通电话，都泣不成声。

    当然，也有令人欣慰的事情。我每到一地演出，观众们必点《乡恋》，不唱《乡恋》我就下不了台，每次唱完，常常是全体听众起立鼓掌，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也让我知道了观众真实的意愿，我对改革开放抱有信心，我相信群众的意愿早晚会得到政府的关注。

    记者：1983年春晚应该是一个转折点，那次春晚您演唱了《乡恋》，之后对您的争议也在逐渐减少。为什么在《乡恋》仍旧受到批判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转变？

    李谷一：我对改革开放抱有信心，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对我这种信心的回报。当年春晚的现场，许多场外观众通过４部电话机来点播歌曲。几乎每一部电话机接到的电话都是要点播《乡恋》，每接到一个，接线生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上“李谷一《乡恋》”，写得多了就用盘子盛好端给导演黄一鹤，黄一鹤不敢做主。端上第二盘时，黄一鹤暗示工作人员，直接交给在现场的广电部领导吴冷西。接着是第三盘、第四盘点歌条端到吴冷西面前。吴冷西犹豫良久，最后说了一个字：“唱！”

    要唱《乡恋》是我没想到的，一点准备都没有，一时找不到伴奏带。于是发动剧组成员，谁家有伴奏带的，立即回家去取，最后终于唱了这首歌。群众的意愿终于得到了关注，当群众意愿改变了文艺政策的时候，改革开放就往前迈了一大步，这也正是改革开放３０年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以人为本，将群众的意愿和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是十分宝贵的经验。

    记者：随着处境的好转，您由一个有争议的歌手变成音乐界的风云人物。这些年来您一直为中国歌坛的发展在艺术和管理等方面不遗余力，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角色转变的？

    李谷一：作为音乐工作者，为中国音乐的创新发展做一些事情义不容辞。１９８２年，我创建中国轻音乐团并担任团长，目的就是发现和培养一批新时期的文艺人才，填补中国乐坛的一个空白。央视青歌赛我担任了１３届的评委，其中前８届担任的是通俗唱法的评委，为流行音乐的发展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在经过《乡恋》的批判之后，我清楚地了解创新被压制的痛苦，反过头来，对于新人就倍加呵护，只要有才华，有创造性，我觉得就应该给予支持和鼓励，应该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

    记者：30年来，中国歌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哪里？

    李谷一：最明显的变化就在于音乐更加普及和群众化。中国歌坛不再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更多的人都能参与到音乐的创作和传播之中来，比如电视大奖赛参赛人数的增多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另外，音乐的样式增多了，单从青歌赛来看，一开始是３种唱法，到现在则有５种，以前大多是独唱，现在重唱、组合等等新的表现方式也出现了。这种多样化刺激了更多的创新，让歌坛变得更富活力。还有就是文化市场的逐渐形成。过去说起音乐，单单被看作上层建筑，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院团在做。现在文化市场得到发展，各种演出公司逐渐增多，繁荣了演出市场。音乐应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是人们精神娱乐的源泉，而且要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那么，对于您自己来说呢，这30年给了您怎样的变化？

    李谷一：建国初我们唱《我的祖国》，改革开放后我们唱《我和我的祖国》，两字之差，体现出的是对个体的关注和尊重。正如《我和我的祖国》所唱的，“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现在回想当年《乡恋》受批判时的情形，我觉得如果《乡恋》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它会夭折；如果它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它会一帆风顺；《乡恋》恰恰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乡恋》的争议，其实就是保守思想与开放思想的碰撞。我在当时受到的痛苦，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阵痛。我很感激改革开放，它让我与《乡恋》在坎坷中成长，虽然历经磨难，却终于走上光明大道。

    ３０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我在演唱每一首歌曲时，都会体会得到。像《我和我的祖国》、《乡恋》、《难忘今宵》等歌曲，我不知唱过多少遍，有些也录制了六七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祖国的发展给它们增添了新的内涵，让它们常唱常新，有了生命力和传承性。要说这３０年给我带来的变化，那就是让我更加坚信，艺术要扎根在祖国的土壤里，只要时刻与祖国同在，艺术之树就会常青。

    （编辑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