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诞生在争论之中，亦在争论之中成长。它是改革的试验田，因此每个脚步都关乎国运。过去30年，常常是，一个城的迷惑也是这个国家的迷惑。回顾那些关键的争论，或许能够帮助看清来处，找到去往。

    1985年：深圳特区失败了吗

    1984年的春节，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并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无疑是深圳人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据说，一河之隔的香港电视台立即转播这条消息，并且在黄金时间每隔五分钟播放一次。

    然而，转过年来，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一棒子将深圳人从得意春风中打下马。陈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其文章被认为是打响“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这一枪揭开了“深圳第一次大围剿”的序幕。

    陈文鸿的文章言之凿凿地指出：第一，深圳特区没有做到中央规定的三个为主，进口大于出口，引进的设备又是香港、日本淘汰的东西；第二，特区的繁荣主要是靠赚内地的钱实现的。

    此后，关于深圳的大讨论遍及海内外媒体，《镜报》、《信报》、《成报》、《南华早报》、《华人日报》、《百姓》甚至美国的《美洲华侨日报》都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

    陈文鸿的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响，和他的立论基础及索引事实不无关系。当年的深圳确实存在他笔下所指的问题。人们发现，深圳的一些商品，如家电、尼龙布、服装等，竟是从内地出口到香港，通过奇妙的价格差作用而倒流回来的。

    难怪陈文鸿可以戏谑地写道：“一些上海人跑到深圳买了一把折骨伞，发现竟是从上海送去香港，又转回深圳的。上海人很高兴，说是比在上海买少花了几块钱；深圳人也高兴，说赚了几块钱。香港百货公司也高兴，同样说赚了几块钱，真不知谁见鬼了！”

    这一番大动静带来的结果是中央拔掉“输血的针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对袁庚说，特区的经济发展光靠国家长期“输血”来维持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要果断地拔掉“针头”。中央决定在这一年对深圳进行全面整顿，深圳也开始大规模的调整，把从商贸为主的特区转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再次就特区发表讲话说：“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1992年：深圳特区姓“资”还是姓“社”

    从有特区那一天起，特区的性质就是争论的焦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特区实际上跟旧中国的租界一般无二，而且还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大毒瘤。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政治经济风云变幻。“左”再次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一时间大帽子、大棒子满天飞。“这种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具体到特区，这种论调就变成了多一分外资就多了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特区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时间深圳压力巨大。

    1992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此事详细记载在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里。此文作者、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也一举成名。

    在深圳国贸中心的旋转餐厅上，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确乎如陈锡添的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系统地回答了关于特区性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贯穿特区的议论逐渐平息。

    1994年：深圳特区还要“特”下去吗

    小平南巡讲话扫平了深圳发展的障碍，深圳也在加速发展的轨道上风驰电掣。这是个草长莺飞的年代。只不过这个年代并不长远。1994年3月，经济学者胡鞍钢撰写了一份报告以内参的形式递给高层。这份报告再一次把深圳拉入到一场暴风骤雨中。

    胡鞍钢的报告称，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中国必须对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

    事实上，在胡之前，深圳也曾经自我把脉，认为全国各地的发展已给深圳提出挑战。《深圳商报》还以《深圳还能再领风骚吗》为题讨论这个城市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讨论毕竟是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而胡鞍钢的报告则被认为戳到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其他各省市的情绪也被点燃起来。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题为《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的文章，“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的论调”。此后，这家报纸连续发表多篇“檄文”，从标题制作到文章内容，已经顾不上论战的礼数，指责胡鞍钢鼓吹“特区不特”，质问胡“棍子向谁打来”。

    两个多月后，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突然发出通知，要求深圳所有传媒立即停止刊登所有有关“特区不特”争论和不点名批评胡鞍钢的文章。如此，持续一年半之久的特区该不该“特”的争论戛然而止。

    回头看来，有人评价说，当中国经济改革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候，当全国各地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再为市场经济是否适合中国而争论的时候，特区的命运自然为国人所关注。特区的特殊政策显然已经没有存在的国家基础。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尽管每一个经济特区都不愿意放弃其特殊性，但它们仍然不能不接受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

　　2002年：深圳会被谁抛弃

    2002年的冬天，一篇网文炙手可热。它的题目是《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是“我为伊狂”。据说，此文在网数天点击超数万。连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也看了两三遍，“很有感触”。

    《抛弃》一文从深圳四大明星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招商银行和平安保险——“迁都”上海的传闻写起，试图回答“深圳被谁抛弃”。这无疑深深的触动了深圳上下的心窝。“无可否认，深圳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失落或迷惘应当是本能反应。”一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承认。

    无可否认，特区使命的结束使深圳面临新的形势。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所言，现在居于舞台中心的是上海而非深圳，上海的中心任务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个合适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对深圳意味着短期内的残酷。

    问题是，深圳是否非得和上海、北京争宠？它的新的历史使命在哪里？《抛弃》一文引起的争论最后结果是，深圳不再追求成为综合性超级城市，而是自觉定义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城市。于幼军曾这样描述深圳的未来：首先，深圳的优势在于创新；其次，深圳不做华盛顿、纽约；第三，深圳可以做硅谷。

    有人分析说，如果深圳的未来真如此走的话，毫无疑问，它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前沿的试验区——尽管这个实验区不再由国家倾力打造。因为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前景已然明朗，其次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也成必然。政府已经将“创新”提升为国家战略。如何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拥有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新时代的命题。如果深圳回答了这个命题，它的功勋将不亚于前一个。

    连批评它的“我为伊狂”也不无高兴地说：在这个悄然来到的春天，深圳人在争论中又播下了一颗前进的种子。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看到了深圳的希望，看到了深圳的未来。越来越多的朋友不但更加关注深圳，而且增强了对深圳的信心。他们相信，选择深圳，成就未来，成就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