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用柔和、细腻、秀美的《塔吉克新娘》、《青年女歌手》等系列肖像画，为中国画坛吹来一阵清新之风，使人们从“文革”的纷乱思潮中获得一丝慰藉；进入９０年代后，他在进一步研究油画造型表现力的同时，用《医生》、《瞿秋白》、《画家》等作品，表达着对人性回归这一美好社会理想的呼唤。画中这些个性鲜明的各色人物，在他笔下构成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社会风貌的传神写照，画布上的点点印记不仅寄托着这个时代所有亲历者的感思，更为中国油画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记者再次走近油画大家靳尚谊，倾听３０年间他的创作感悟与心路历程。

    记者：谈及改革开放后的油画创作，不能不提到您的那幅名作《塔吉克新娘》，您探索将中国传统造型观念与欧洲古典油画技法相结合的做法，引发了中国古典风格油画的新潮流。这幅作品是在怎样的情景下诞生的？

    靳尚谊：《塔吉克新娘》是一幅民族题材的作品。１９８１年，我到新疆塔什库尔干等地深入生活，收集了很多素材，回来后进行整理和思考。但没过多久我就到美国探亲去了。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收藏——欧洲各国各时期各流派重要画家的重要作品，整整一年，我有机会仔细揣摩这些在欧洲油画发展脉络中最高水平的作品。那时出国很少，油画又是西方画种，只能靠看画册学习，这次看到原作后感觉原作好的地方在印刷品中都体现不出来，也是在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油画技术水平并不高。

    问题出在哪呢？具体来说，就在于没有发挥油画这个画种的特殊表现力。与中国画线描的平面呈现不同，油画画种造型体系的核心是体积和空间，要表现人物的立体感和空间感。正是这个问题我没有彻底解决，这是出国后给我的最重要的启发。因此我准备做一个实验：用古典办法来解决体积问题。《塔吉克新娘》便是我在肖像画创作上的一次实践。此前我还画了３幅画，在美国画了一张头像，回国后画了两张作品，一张是《自然之歌》，一张是《双人体》，都是习作性质的。随后，就有了《塔吉克新娘》。这幅作品利用肖像形式表现塔吉克族新娘结婚时的一种心态，将肖像画创作与人物画、风俗画结合，用古典形式表现社会生活，发表后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记者：可以说，没有您的这次美国之行，我们现在就不会欣赏到这样的作品了。

    靳尚谊：是啊。改革开放以后，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从搞政治运动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大的形势下，文艺界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上世纪50年代“双百”方针就已提出，但当时政治上的一些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其在文艺界中的施行。80年代，中央的方针政策使整个文艺界开始解放思想，并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对我来说，出国使我对油画专业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对原来作品的质量提出很多问题，看到很多不足。原来以为自己画得很好，有比较后才越来越清楚评判的标准。那次美国之行也成为我油画研究的开始。此后，我几乎每年都到国外考察，不断地去，对油画这个画种研究得越来越深入。而且我的研究不仅与我本人有关系，还与国家的整体状况有关系，在此基础上力图用油画语言来解决造型问题。

    在美术创作上，也许对有些人而言，更注重各种形式上的探索，但我认为一件作品质量的好坏才最重要。不知道水平好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光谈思潮创新是没有用处的，要落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上。上世纪５０年代的一些历史画，比如《开国大典》、《天安门前》、《狼牙山五壮士》，包括我的《十二月会议》，都有很大影响，还有一些国内老先生的作品，来华展出的苏联、东欧的一些绘画，都很好，但那是另外一种画法。是我最先让中国人看到了欧洲古典性视角的油画，《塔吉克新娘》的影响就在这里。这也是改革开放带给我的机遇，否则我没有机会出国看到欧洲的东西，拓宽风格，也就画不出来这样的作品。

    记者：１９８３年，《塔吉克新娘》的成功令您进入了艺术创作非常重要的阶段，对艺术有了新的思考，确定了新的方向，那就是不画其它题材，主攻肖像画创作，也由此奠定了您的成功之路，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才可能实现的吧？

    靳尚谊：改革开放带给我的另一个契机就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搞创作，画肖像多起来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肖像画不被提倡，没有市场。国家重视的、花大力气投入的是革命历史画，并且有经费支持，而艺术理论推崇和提倡的是反映劳动生活的作品，因此当时的绘画主流形式是革命历史画和社会风俗画；肖像画与风景画、静物画在社会上得不到重视，只有搞大型历史创作或情节性、主题性绘画才会有很高评价。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推崇的是多人物的群体价值，而肖像画才是我的兴趣，改革开放后的创作自由使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记者：时代造就了您的艺术成就，同时您又以自己的艺术成果为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靳尚谊：虽然对我个人来说选择肖像画创作是个很小的事情，肖像画研究的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它给我和中国画坛带来的变化却是很大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开放和自由。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美术正处于多元化初期，中国的肖像画也在那时得到了真正发展，从人物造型还是光线、色彩运用上，对当代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把握上，都表现了独立性和自主性，真实反映出市场经济社会对人的尊重。９０年代则是肖像画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期，许多画家都画肖像画。新一代的画家们进一步拓展了肖像画的绘画语言，无论国画还是油画都出现了各种风格形式的肖像画创作，肖像画的构图、风格趋于复杂，汇集各种表现手法，从表现人物的面容和画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感受到观念性、象征性的融入，已超越了画种本身进入人物画创作的范畴。

    记者：于是，您的作品恰逢其时地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崭新的画卷，您的画笔开始捕捉普通人。其实，纵观３０年中国美术创作的视角，好像走着一条从宏观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转向“大我”、“我们”，进而又转向“自我”或者说“小我”的道路，您怎样评价这一趋向？

    靳尚谊：这是一个过程，和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这也是社会变革带给美术界的影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的美术创作有关注社会的一面，但也是从画家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两者结合得很好。那时的作品都是宏观和微观、个人和社会结合的产物，那是不自觉的，是社会变革后人内心很自然的抒发与写照。后来，有些人开始越来越强调个人，逐渐进入狭小的圈子里，不断重复，没有新东西。现在，更有一部分人关注个人的东西超过宏观。新东西的产生必须和社会相结合，历代的艺术创新都是这样的，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作品是不可能有力量的。因为社会是变化的，个人只有和变化的社会、和时代结合的创造才可贵。社会的阵痛使我们的美术创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只有从“自我”中再跳出来，才能取得更大进步和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应当追溯改革开放初始时的那种精神。

    记者：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画家的探索，却也带来了一些彷徨与困惑，回顾３０年来的中国美术创作，您认为当代美术又应从这场社会变革中获取哪些经验？

    靳尚谊：与西方在扎实的基础上前行不同，中国美术经过了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大反复的情况，具有特殊性。现在不是以前搞革命的时代了，不需要革命的思维，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当前画家的创作条件很好，思想也很自由，是发挥个人积极性的极佳时期，但是如果没有文化、见识的积淀，只知道跟着别人向前跑是没有意义的。

    这３０年，中国油画大踏步前进，快速发展，全国美展上的作品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但一些技术毛病仍然存在。在新时期，油画专业要提高水平，创作和技术都要向前发展。一方面，在创作形式上要有新东西，要反映当代生活，新东西并不是模仿西方的新，而是应从中国当代生活中找到一种新的形式。另一方面，外来画种如果不向纵深发展就不可能再前进，研究深入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极重要的问题。当前艺术创作领域中浮躁现象很严重，流行性超过质量，不注重研究画种的基本问题。所以回顾、研究中国美术这３０年成就时一定要看到问题，只看成就不看问题是不全面的，对以后没有好处。只有切实关注技术水平的提升，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才能获得长足进步。

    （编辑：李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