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于湖南长沙。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曾任文艺报社常务副总编辑、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长年从事文学批评活动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著作：《文学批评学》（与人合著）、《文学中的性爱描写》（与人合著）、《鲁迅与读书》、《还在文化荆棘地》等。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莫不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也是三十年的历程，虽说是“弹指一挥间”，但三十年的过程也不算短呀，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也就三十年的历史吗？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多少文学财富也留下了多少至今仍让我们议论不休的文学话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上个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因此，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事与意义之间的协调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曾经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出现了叙事与意义之间的严重错位。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使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协调起来，再一次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社会、启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随着现实生活的日新月异，作家们感到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难以表现新的现实，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之间再一次出现紧张的关系。一些作家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强调还原生活。它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写作，接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二是现实主义文学有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的倾向，一些作品越来越形而下，甚至演变为欲望化写作。但是，改革开放自九十年代以来向着纵深发展，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伟大现实”。“伟大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伟大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伟大现实”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且以长篇小说为例，新世纪以来就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力作。如张洁的《无字》，充分吸收了现代思想成果，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更加清醒更加透彻。如铁凝的《笨花》，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圆熟地融为一体，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如贾平凹的《秦腔》，以浓烈的故乡之情讲述农村的深刻变化，表现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在改革年代命运的忧思。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在追问历史中重绘历史版图，体现出一种时代高度的历史辩证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而活力的源头则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