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还中国作家真实的自我

    文学新时期30年了。

    “30岁”，放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可算是最壮美的阶段。对于我们这些完整地经历了这30年过程的人来说，这30年绝对是“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30年，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受邀参加一个作家笔会。那次参加笔会的有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的“老作家”，还有文革结束后迅速涌现的年轻新锐作家，不太多的，便是像我这样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准中年作家。作家们自由聚会，在很多年里，是被视作违禁行为的。所以参加那次笔会的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兴奋，呈现出一种少有的青春朝气。

    但是，那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我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青年作家在太湖畔，边散步，边聊天。我特别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聊天。主要是听他们聊。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当时都刚大学毕业。从学校里得到许多我不太知道的新知识，新观念，开始进行某种新探索，让我耳目一新。后来聊起“潜意识”。我觉得我还是知道一点的，便插嘴说：“弗伊洛德说过……”我的话声还没落地，一起聊天的几位青年作家便笑了起来：“老兄，不是弗伊洛德，是弗洛伊德。”我脸红了。是的，很多年，我们完全接触不上国外的新知识。

    还有一次，我记得，从遥远的大西北农场调到北京来工作以后。那个书店好像坐落在绒线胡同里。仿佛地下工作者去跟人接头似的，走进一个很不起眼的门脸，走上一段窄窄的楼梯，店堂大约也只有几十平方米大。店堂中间的大桌子摆满了公开场合完全看不到的书。有一瞬间，我的心都快要跳出胸膛来了。因为这些书是一直听人说起而从未与其“谋过面”的啊。就好像突然间被人引领进一个晶莹璀璨的宝殿里，真的是“不知所措”，又“目不睱接”啊。看书是这样，看电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同样是有“内部电影”和“公开放映”的电影之分。如果有人带你去看一场内部电影，那是会兴奋上整整一个晚上的。第一次买到“砖头式”的录音机，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我把窗帘拉得严严的，生怕被单位里的人发现了自己在听“靡靡之音”。同样的激动，同样的困惑：“人怎么可以这样唱歌？又怎么可以唱这样的歌？但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歌也挺好听的呢？”……

    说来有人也许不信，为了探究自己一度是怎么失去那个“自我”的，我曾经写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以此找回那个曾经失落的“自我”，还原本来意义上的那个“真文学”。后来，又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四易其稿，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实验文体小说《泥日》，也只是为了试验绝对地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创作，以重新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探寻人性在艺术创作中的源发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本真的“回归”。而当改革开放还中国作家以真实的自我，中国的文学人得以迅速地和世界潮流接轨，事情也只是回到了应有的那个起点上，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事实证明，文学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从此以后，文学还应不应该真诚地面向人民大众？文学还要不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文学和文学人是否有必要热情地关注当下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社会变革，并用自己的笔去参与这场变革，并推动它，促进它，甚至说“改进它”，发挥一点自己应该发挥的那一点点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否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人的事业，而与时代和人民无关？它只表达狭义的那个“个人”情怀，而与时代和人民毫无关联？或者说，文学因此就可以不考虑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了？而另一个同样并非不重要、同样令人牵肠挂肚的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创造了一个较好的人文环境，来让文学和文学人真正地贴近现实，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人民为本，做人民的真正的代言人？

    事实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地去做下去。30年……50年……也许还需要100年……焦虑和惊喜会始终伴随我们。对于我自己来说，怎么把文学做得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有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能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应该有更多的痛和焦虑在等待着自己。但无论如何，这种痛和焦虑，包括由此换回的不可替代的成就感和愉悦都是我们这几代人在创造自己人生新高峰时，给历史留下的一种必然场面，也是我们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担当和独特的人生骄傲吧。

    李书磊：文学与人民广泛接触

    文学阅读是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1978年举行首次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举国关注，获奖小说颇多轰动之作。《伤痕》、《班主任》触动了无数人在“十年浩劫”中的内心创痛，引起强烈共鸣。小说阅读成为人民集体回忆的载体、感情宣泄的渠道，也成为反思历史的依凭、思想解放的契机。文学给人民以安慰、启示，被人民所珍视、热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文学的社会化从未达到过如此的深度与广度。

    几乎与这种“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同时出现的，是“改革文学”。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改革文学”的先河，小说中具有强烈热情与强悍性格的英雄厂长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国家的发展。“改革文学”的英雄塑造不回避复杂、真实的背景，正视英雄人物的缺点，有血有肉，与从前的“三突出”判然而别，带来新鲜感与亲切感。“改革文学”还大胆触及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成为人民现实诉求的代言，在社会转型期起到独特作用。“改革文学”将人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传递给国家，又将改革、发展的国家意志传达给人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表达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使读者感奋而起。

    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有时一部小说出版立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小说人物、小说情节成为人们衡量身边生活的标尺，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对象，这是文学史上难得的善缘。《当代》、《十月》这些纯文学刊物成为发行数十万册的大众读物，不少以地方风物命名的省级文学刊物都有了全国性的影响。随着文学的自我积累，当代作品表现力日益增强，日益细腻、深入、丰富，能够对社会精神生活作出议题设置，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随着“大型文学刊物”的广泛发行而普及，电台的连播更使长篇小说成为许多人每天的盼望。报告文学的兴起使公众的关怀有了集中的表达，诗歌新潮使青年人的青春感情找到了寄托。“寻根小说”激发了全社会对本土文化传统的重新发现，小说的形式探索也对整个知识界产生冲击。文学阅读增进了公众人生体验的深刻性，增进了人们对当代生活的理解与认识。文学是八十年代非常活跃、积极的文化因素。

    八十年代的文学阅读也并不局限于中国当代的创作，社会的开放使国人可以便捷地接触到外国文学。欧、美、俄古典作品五、六十年代的译本被大量重印，象傅雷这样的翻译名家备受推崇。为数众多的大学外语系科拥有的巨大的翻译力量，新译往往偏重于外国现代作品。出版社以丛书形式成规模地推出新译本，大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小社如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都成为旺销品牌。北京的《世界文学》、上海的《外国文艺》是大学生喜爱的杂志，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被翻破；而南京的《译林》则走出大学校园成为畅销刊物。外国文学阅读扩充了中国读者的审美经验，拓展了他们的眼光与趣味，并进而对中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辐射，为中国作家营造了“天涯共此时”的世界性语境。外国文学还成为国人了解异国生活、理解异文化的有效途径，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助力，在有机会出国之前，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已通过阅读小说熟悉了外国的地名与风土。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也作为常销书经久不衰。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中古诗古文大量入选，培养了整代人对中国古典的阅读兴趣与阅读能力。唐诗作为家长对儿童进行学龄前教育的首选，更使国人与祖国文学的关系紧密化。这种阅读、吟诵也是当代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化过程，因为阅读祖先的文句别有亲切、妥帖之感，有寄托之情。

    当然，文学在大众阅读中的命运不像GDP那样直线上升，而是呈现出复杂状况。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样化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大众对文学的心理依赖，广泛普及的电视占据了原来属于文学的大量闲暇，而职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学习也日益分割文学阅读的时间。这都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无可怨咎。即使如此，某一种适宜的文学样式仍会变成一时之宠，如散文。九十年代中期的“散文热”反映了人们在急促生活节奏中的文学需求。而且教育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毕竟为分众化的文学消费创造了条件，作家们也终于在“失去轰动效应”、“边缘化”的阵痛之后找到了自己创作的恰当定位。九十年代还有类型小说如武侠、励志、历史传奇屡现热点，虽有争议也聊备一格。

    进入新世纪后大众与文学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影响因素是互联网的普遍使用。网络不仅把大众从耽于电视图像拉回到对文字的阅读，不仅使大众能更方便地搜读文学作品，而且使千千万万普通人开始写作，养成了经常性的写作习惯。博客的形式提供了发表的极大便利，便利的发表极大地刺激了写作欲望。每个人都能将一己的喜怒哀乐形诸文字并与众人分享，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能成为向众人叙述与议论的对象，也即是每个人都可以营造自己的文学生涯。无数人天天在网络上锻炼词藻、磨砺笔锋，体验文字之乐。经常性的网络写作给人带来了观察、想像、沉思的机会，增强人表达、交流的社会性。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解放与文化民主，文学的形势为之一变。虽然群众性的写作不能代替专业写作，但读写关系的这种改观使两者的区分日益模糊。写作成为普通人民日常性的享受，这使社会的精神生活获得了莫大的改善机会，也给文学注入无限生机。问题在于怎样用专业写作不断引导并提升群众性写作，怎样用文学经典、用文学的伟大传统影响日益获得话语权的年轻一代。专业写作并不因写作的普及而减轻责任，相反更应在新环境、新压力下好自为之。我还特别希望不要因网络阅读而放弃对书籍的阅读，希望在晴窗下、灯光下翻读书页、书写眉批的乐趣能代代相传。

    贺绍俊：现实主义——探索意义重建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莫不如此。新时期文学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直走到新世纪，也是三十年的历程，虽说是“弹指一挥间”，但三十年的过程也不算短呀，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也就三十年的历史吗？而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多少文学财富也留下了多少至今仍让我们议论不休的文学话题。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文学丝毫不会逊色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得到了有力的继承，其中就包括以社会担当为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说是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推波逐浪的三十年。

    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首先为现实主义的正本清源提供了可能性。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型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上个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因此，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事与意义之间的协调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曾经在政治的强烈干预下将一些偏执的观点推向极端，出现了叙事与意义之间的严重错位。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界在清理和批判过去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偏执观点时，势必就要对以往的宏大叙事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建立起新时期文学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使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协调起来，再一次发挥了现实主义文学干预社会、启迪心智的巨大作用，也为改革开放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随着现实生活的日新月异，作家们感到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难以表现新的现实，现实主义的叙事与意义之间再一次出现紧张的关系。一些作家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就有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强调还原生活。它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现实主义文学更加注重日常生活写作，接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二是现实主义文学有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的倾向，一些作品越来越形而下，甚至演变为欲望化写作。但是，改革开放自九十年代以来向着纵深发展，中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伟大现实”。“伟大现实”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甚至欲望化写作，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伟大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伟大现实”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且以长篇小说为例，新世纪以来就涌现出一批现实主义力作。如张洁的《无字》，充分吸收了现代思想成果，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更加清醒更加透彻。如铁凝的《笨花》，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圆熟地融为一体，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如贾平凹的《秦腔》，以浓烈的故乡之情讲述农村的深刻变化，表现出作者对乡土中国在改革年代命运的忧思。如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在追问历史中重绘历史版图，体现出一种时代高度的历史辩证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现实主义文学也以丰硕的成果馈赠给改革开放时代。从放逐意义到重建意义，现实主义文学达到叙事与意义之间新的和谐，呈现出崭新的活力，而活力的源头则来自于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