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粗碗、满脸皱纹的老农，饱经沧桑、隐忍负重的神态——油画《父亲》问世已２７年，迷茫而苦涩的形象一直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里。而今，这个形象的塑造者罗中立走到了我们面前，他佩戴的红色胸牌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字样十分醒目。

    “履行好代表职责，做好本职工作，画出更多的农民。”被誉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的罗中立如是说。

    罗中立出生在重庆，２０岁时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去大巴山钢铁厂当工人，一呆就是十年。其间，这个热血方钢的青年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灵感的源泉。

    １９７７年，罗中立参加“文革”后首次高考，并考入了四川美院。１９８１年，他苦心创作的油画《父亲》在当年全国唯一的美术评选——第二届青年美展中获得一等奖，作品在展览中引起轰动，深深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２年后，罗中立又成为“文革”后中国文化领域第一批１０名公派出国学习的人之一。直到１９８６年，罗中立回到了母校四川美术学院。现在，他的社会职务包括：四川美院院长、重庆市文联主席等。

    “当你决定要画什么时，你就会搜索你的生活、素材……你发觉自己对农民最了解、最有兴趣，并坚信能画出一张和所有人不一样的农民来。你会很主观地去寻找那个时候你和农民的那段经历，把它们连接起来、深入进去，这样就有了《父亲》。”罗中立说。

    《父亲》的原型，邓开选，一位没有出过大巴山的老农。罗中立回忆着这位曾给予他无限创作灵感的山里老农：他的乐趣是赶集，能见到朋友、熟人，可以在船上叫一杯茶、一杯高度白干，和酒友抽抽旱烟。后来，他老得走不动了，只能在赶集的那天，站在院子口，远远地和过路人打招呼。最后，他病在床上，死后葬在了自留地里。

    尽管邓开选的儿子也葬在自留地里，他的孙子却走出了大巴山，辗转深圳、上海、广东、新疆，成为中国亿万农民工当中的一员。“他经历着酸甜苦辣，但更有快乐的一面，在城市里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天地。”罗中立说，现在邓开选的家里只有一把锁，他的孙子再回到农村已经无法适应以前的生活，举家迁出了大巴山。家里的地产和房子交给亲戚照看。

    邓开选一家无疑是时代变迁的缩影。三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开始；三十年后，中国农村因改革开放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一家人，和所有农民一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罗中立说，伴随着邓开选的孙子走出大巴山的那一刻，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确实，“父亲”所代表的农民阶层已经越来越多走进城市，甚至走进国家舞台的中央。在２００８年春天，三名农民工代表第一次被选进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发出的声音和自身利益诉求，正在不断受到重视。

    “农民工的时代与我画《父亲》的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农民工意味着中国农民一个新的开始。”罗中立说，油画《父亲》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从技术层面讲，很多人都可以画；但是内在的情感，它的社会意义等，离开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就没有再复制它的条件了。

    “中国的整个历史，就是农民铺垫出来的。回头望去，中国几千年文明其实都在他们身上。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中的新群体，他们将改变中国整个城市的面貌。”罗中立说，他一直想画一幅《回声》，寓意是“回顾的声音”，用类似《父亲》的手法来传达和表现今天的农民和农民工。“可酝酿了多年，到现在还没有画出来。”无疑，描写中国农民的另一幅油画作品，艺术家还等待着思想的触动和创作的灵感。

    谈及这３０年来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罗中立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天气正好，下地干活。他说，“天气正好”是说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学习非常鼓励，氛围自由、开放、民主；如果年龄允许、体力和精力顾得过来，当然应该“多干活”。“从我们走过的历程来看，现在中国艺术发展处于最好的时期，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宽松、自由的时期。”罗中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