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给予著名作家赵玫的是６００万字的文学作品。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赵玫向记者畅谈了她的个人创作与改革开放之间的深刻联系。

    记者：首先我注意到的是您的写作方式。在您30年来600多万字的作品中，包括了散文、小说、随笔、评论、影视剧本等多种体裁，您的这种多元形式的写作方式是怎样形成的？

    赵玫：我很小的时候就爱好文学，喜欢作文，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我觉得只有一种创作样式，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样式，我虽然喜欢文学，但受这种样式的制约我自觉总也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所以后来的改革开放对我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西方的现代文学样式，例如意识流等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天窗，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文学居然有那么多的写作形式，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根本不知道的。实际上我在读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之后，突然意识到我也可以写作，而且不必永远用一种方式写作，我可以对写作形式本身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这符合我的气质。我对写作形式特别感兴趣，我们过去总说内容决定形式，但其实形式也会赋予内容很重要的意义。就像搭积木一样，一组积木可以搭成中国的宫殿也可以搭成欧式的城堡，这个搭建的过程就是形式的变化，不是原材料的变化，所以形式是会产生意义的。改革开放后非常开阔的文学样式空间给我带来了创作的动力。我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希望有所变化。我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我很喜欢我们国家当时那些先锋文学、现代主义的作品，我觉得文学本身一定要不停地变。改革开放是不断地加深的，我觉得“革”就是革新，文学也要不停地革新，所以我在文学创作中选择了很多样式，散文、随笔、小说、评论、剧本，总是处于不同的变化当中。不同的体裁，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喜欢这种尝试和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发挥，选择自己想采用的文学样式。另外，我必须感谢编辑部的认可，因为不管作者怎么尝试，没有编辑部的认可，作品不能发表出来，那也等于白费。这是一个载体，作家的思想解放是伴随着这个载体开始思想解放的。写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永远去发掘比较新的样式，在这个方面我是充满了热情，不可否认，这和改革开放有深刻的关系。我经历过那种必须按照某种样式去写作的时代，我觉得不适合我，如果不改变，我成不了作家。

    记者：除了形式、体裁的多元化以外，您在写作内容上也非常多元化，既有历史小说，也有现实题材的作品；既有对女性内心的挖掘，也有对知识分子的关注。这种内容的多元化也是您追求的吗？

    赵玫：应该说，有些时候写什么内容不是完全由我来决定的。一开始我主要是写当代题材作品的，后来张艺谋拍武则天，找到我，请我写这个历史人物，当时我犹豫了一个星期，最后觉得我自己应该变化了，于是就答应了。但我仍然不是写章回体小说，只是觉得这个创作有意思，对自己是一个挑战，可以“革自己的命”，虽然它是命题作文，但同时又给我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来。而且是否能够用对话去完成故事和塑造人物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这种写作是很累很难的，要查很多资料，我还专门去了实地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又发掘出了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这样两个人物。对我的历史小说，作协和港台一些相关人士做过探讨，认为完全是另类，写的是历史，但现代人也能接受，而且没有任何戏说。后来又写了《阮玲玉》、《胡蝶》等，最近又写了《秋天死于冬季》。内容确实是比较多元，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让我觉得想写的都可以写出来。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和这个社会有距离，希望自己能写出有思想的作品，通过我的作品让大家能够有更深的思考。我一直没有脱离批评工作，作家的厚重是不能离开批评的，写完感性的东西，反过来就想写理性的东西，多元化的内容就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思考，我愿意做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自己是可以做到的。

    记者：我们知道改革总是存在风险的，您在题材和体裁方面都做了如此多元化的尝试，想没想过如果写砸了怎么办？

    赵玫：探索即使失败了也是成功。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怕它失败。当时写《秋天死于冬季》，连出版社都很疑惑，存在着不同意见，害怕这样写不行，但我不能因此而改变。我的创作肯定有失败，说实话每次写完我都不是很自信，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会怎么样，都是事后听读者的反映和编辑的反映，或者看销量。幸运的是很多次都能够从中找到一种自信。我是希望写一个是一个，不是写完很快就被遗忘，或者是别人只知道你这个作家不知道你的作品。每一部写完能够被别人议论就行。我就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实现自己。

    记者：您曾对非常有争议的一些青年作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强调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多元化，能具体谈谈您的这个理念吗？

    赵玫：当时很多年轻作家都在成长，现在已经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应该宽容。这个还跟我的女儿有关。她今年２５岁，通过她我接触到了很多年轻人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对人对事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任何人都是处在历史阶段中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发展过程。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看一件事情会越来越从更多的方面去想。我发现我自己在小说中特别喜欢用“或者”这个词，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事件必然有很多种可能性。看社会，看价值体系，都应该用这种多元化的目光，我觉得这也是改革开放带给我的一个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一路走过来，实际是在不断地开放，这种文学潮流对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既是一种冲击也是一种丰富，冲击是针对旧有的东西，过去先是冲击“文革”的遗留，后来性的禁区也被打开，慢慢有了意识流、印象派等等，一直在向前推进。刚刚改革开放时，文学作品的探索往往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当时的一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刚出来时人们就很惊讶，怎么能写这么一个第三者呢，但今天看来就不那么稀奇了。人的思想的解放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不断地对旧有东西的冲击就是对新事物的一种丰富，到了今天，就变成了非常多元化的环境。

    记者：好像您对当前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一味地宽容，您曾经提出反对“泛文化”，呼吁青年人不要出现文化的浮躁，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赵玫：宽容首先是人性化的立场，设身处地是宽容的条件。但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浮躁，因此我提出了反对“泛文化”这个概念，就是针对文化的浮躁现象。改革开放之前，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都是没有选择的，改革开放后，一下子有了太多的选择，于是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很困惑，怎么选择？选择是要重新学习的，选择做什么，能走的路很多，那就必须认识自己，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那么多的选择，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况，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会出现像棉棉这样的作家。我觉得自由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放弃思考，自由本身是有思想在里面的，自由不是一个空的观念，恰恰相反，自由和多元就是为了让人们思考的。自由和多元对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但浮躁的作品是不会流传下来的，一个人在本质上需要思考。我个人觉得自己过的是一种有质量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有精神生活才是最有质量的，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思考的民族，我们不能变得不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