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是根植于民族的土壤而孕育发展起来的，具有浓厚的群众基础和人民性，它的兴衰荣辱，直接反映出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变，以方言为重要特征的地方戏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也引发了出席“两会”的文艺界代表委员的担忧。本网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陈智林、龙红，全国政协委员刘秀荣、茅善玉、柳萍，他们作为地方戏曲院团的院团长和地方剧种的代表人物，从身边现象和自身感受出发，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角度探究了地方戏曲未来之路，也探讨了剧院和剧种今后的定位与发展。——编者
陈智林：川剧既要传统也要时尚
（陈智林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川剧院院长）
本报记者 张 悦
在中国当代戏曲舞台上，陈智林的名字十分响亮，他一身三任，令人瞩目：作为“二度梅”获得者，他是川剧剧种的代表人物；作为四川省川剧院院长，陈智林为振兴川剧、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呕心沥血；作为四川省的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不遗余力地为文艺体制改革、建设和谐社会鼓与呼。
“川剧是四川本土孕育出来的一个非常幽默风趣、有表现力的剧种，它是四川土地上发出来的声音，是四川的文人学士、厚重的巴蜀文化的艺术展示。川剧的生命力是非常旺盛和强悍的，我们到世界、到国内任何地方演出，都引起了共鸣。”陈智林对川剧很是自信。
陈智林曾先后主演《巴山秀才》、《托国入吴》、《八仙漂海》等几十出大小剧目，２００２年被任命为四川省川剧院院长，到现在已经近６年了。值得关注的是，陈智林如今还坚持舞台演出，《变脸》、《巴山秀才》、《白蛇传》、《望娘滩》这几出川剧大戏不仅在各种艺术节上频频得奖，还引来各地演出商争相观摩，洽谈演出。这几年，四川省川剧院已经形成了剧目、演员、剧院等的品牌效应。作为演员，又是院长，陈智林也经历了从辉煌到平淡，到一个特殊时期不被人理解，再到今天逐渐复苏的过程。对此，陈智林说：“这些对我确立院团的发展是很好的积累。要想做一个好的院团管理者，就要丢掉任何概念，扔掉约束，潜心学习，认真钻研。这是很重要的前提。不能浮躁，不能为出成绩而出成绩，那样是绝对做不出作品的；要对每一笔落到我们身上的创作经费负责。”因为种种原因，川剧在前几年处于低谷，甚至连剧场都拆了。近年来，有人说四川省川剧院是“没有剧场的获奖大户”。陈智林说：“现在这些人能走到今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戏剧事业的发展潜心创作，我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是这一时期承上启下的民族英雄’。除了可贵的精神，川剧的发展生存之道，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它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呢？靠的正是一代代做事情的人的努力。”
如果不做这些努力，川剧有没有可能就沉寂下去了呢？陈智林的答案很直接：“肯定就沉寂下去了。我经常讲现在这个事业不是不进则退，而是不进则毁。”陈智林在川剧院提倡三种心态，分别是感恩心、包容心和服务心。他解释道：“第一是感恩心，要感恩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我们还能够在自己最好的年纪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奋斗；第二是包容心，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去太多扭曲自己，不看重得失；第三是服务心，用我们健康的心态，来服务于给我们提供生存空间的方方面面的人。”
谈到地方戏曲保护，陈智林认为除了感性上、理性上、环境上的支撑以外，真正的保护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量化方式，想切实可行的办法。川剧本身就是大众娱乐，眼下各种时尚娱乐方式都是传统戏曲的竞争对手。地方戏曲要创新、要发展、要赢得更多的观众，必须适应这个时代。为尊重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跨越地域局限，四川省川剧院这几年不断引进外来艺术表现方式，比如请话剧导演来排戏等等，逐渐形成了四川省川剧院独有的创作模式。陈智林说：“我们邀请了国家话剧院的查明哲导演来排《易胆大》，之前引进了深圳艺术学院的熊源伟排《都督夫人董竹君》、《巴山秀才》，谢平安来排《变脸》等。元素是最重要的，怎么整合这些元素，使它既是民族的、传统的，也是先进的、时尚的，怎么把传统戏剧在表达方式上加入先进、时尚的精神，通过形式来进行转换，这是我们现在需要探索的。川剧到今天，不是要求我们在口头上进行保护，更需要业内人士找到它身上美的东西。要谈振兴，首先要激活我们自己的热忱和能量，从内部做起。说实话，这几年是剧院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没有剧场，没有基本排练的设施，能年年推出川剧精品，年年在全国形成川剧的效应，实在是川剧本身带给了我们能量。从《巴山秀才》到《易胆大》已经迈出了新的一步。从一点一点地投石问路，到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渐摸索出我们现在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还在继续，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今年陈智林在计划实施中的新戏，他对此也非常期待。陈智林说：“第一次阅读《尘埃落定》，就有很强烈的愿望，希望将它搬上川剧舞台。这部作品经历了从电视剧再到舞台剧的过程，最终能够将四川本土的故事用川剧的形式来讲述，这也算是一个轮回之后的尘埃落定吧。”
刘秀荣：评剧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培养
（刘秀荣 全国政协委员、石家庄市青年评剧团团长）
本报记者 孟祥宁
全国政协委员、“二度梅”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评剧团团长刘秀荣，师承新凤霞，深得新派真传。她的嗓音珠圆玉润、甜亮脆美；她的表演质朴自然、行腔气足神完；她刻画人物鲜活生动、感人至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多年来，为了评剧事业刘秀荣可谓倾尽全力。为了使评剧艺术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刘秀荣一方面不断演出新派传统剧目《刘巧儿》、《花为媒》、《杨三姐告状》，另一方面她还下大力气编演新创剧目。谈到评剧的振兴和发展，刘秀荣说，她的恩师新凤霞是一位革新派，老师给她最大的教益就是不要因循守旧，要敢于创新。
在刘秀荣看来，创新是艺术的灵魂。她说，艺术生生不息的活力在于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当创新的才思如奔突的地火喷薄而出时，艺术便会迸放出斑斓夺目的光彩。“我不愿年复一年地在舞台上重复自己，总是希望能够创作出一个主题新、故事新、表演新、唱腔新的好剧目，使自己在艺术上有一个突破。”她的代表作《胡风汉月》就是她孜孜以求、不断创新的成果。
创作《胡风汉月》，让刘秀荣备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这次创作，她首先力求在剧本上创新，并把创新建立在两个支点上：一是新主题。蔡文姬的故事几百年来在舞台上反复演绎，但主题不外乎离夫别子，舍家归汉。这次创作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蔡文姬与左贤王这两个不同民族优秀人物曲折跌宕的爱情故事，凸显民族团结、水乳交融的崭新意蕴，将这个传统的题材点石成金。二是新形式。这次根据剧情的需要和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对评剧的表现形式进行大胆革新，广泛吸收话剧、越剧、黄梅戏、歌曲等姐妹艺术的精华，将其化入评剧的唱腔、表演、舞美之中，对传统评剧的行当和程式进行了大胆的突破。《胡风汉月》剧本出来后，将其搬上舞台又遇到很大困难。那年刘秀荣刚接任团长，团里经济拮据，没有资金。刘秀荣在全团演职员的支持下，搞起了单剧股份制运作，很快在团内团外筹集了一部分资金，敲响了开场的锣鼓。接着剧团又和石家庄市卷烟厂搞起文企联姻。
气势恢宏、雄浑壮美的《胡风汉月》，为评剧舞台塑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才女蔡文姬形象，从而受到广大戏曲专家和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更燃起了人们对评剧新的希望。很多观众是看了《胡风汉月》后才重新走进评剧剧场的。《胡风汉月》的一鸣惊人对于刘秀荣来说，并不是一个特例。她告诉记者，任何艺术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如果只停留在原先的剧目、水平上，不思进取，只有死路一条。
文化部日前确定并公布了第二批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俗等五大类的５５１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刘秀荣被国家确定为评剧领域的传承人。
“得知自己被确定为评剧传承人后，我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太有意义了。”刘秀荣高兴地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但激动过后，留给她更多的则是责任。她由衷地说：“作为传承人，我有义务去寻找评剧艺术式微的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符合评剧表演特色的原创剧本。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社会生活的原创剧目。”
作为评剧传承人，刘秀荣还担忧的就是评剧艺术人才的匮乏。她说：“河北省乃至全国的高校很少开设评剧专业来培养评剧专业人才。这太令人遗憾了！”对此，刘秀荣早已经意识到，并竭尽所能地做一些培养工作。她收了部分弟子，在舞台上手把手地教她们。
多年来，刘秀荣还始终坚持让评剧走向世界，把友谊带给世界。她在完成国内艺术活动的同时，还致力于对外友好文化交流，先后出访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或演出，或讲学，或教戏，为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艺术作出了贡献。同时，她还是德国音乐学院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无论是精心创作新剧目，还是培养评剧人才，还是让评剧走出国门，刘秀荣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再创评剧艺术的辉煌。她说，她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可能多地让评剧融入现代人的生活，延续它的命脉，让中国的评剧在全世界赢得更多知音。
茅善玉：沪剧见证了上海的成长
（茅善玉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沪剧院院长）
本报实习记者 丁 薇
１２岁走进上海沪剧团学馆（今上海沪剧院）学习沪剧的茅善玉，在她２０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出演过《董梅卿》、《石榴裙下》、《大红喜事》、新版《家》、《龙凤呈祥》和《雷雨》等多部经典剧目，她那清新自然、富有灵气的表演和圆润甜美、情深味浓的唱腔令观众印象深刻。
从小就喜欢沪剧，并为之魂牵梦萦的茅善玉一说起沪剧来，就有说不完的话。追溯沪剧的历史，它发源于黄浦江两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其唱腔具有浓郁的江南丝竹韵味，从最早的花鼓戏到当代沪剧，经历了２００多年的历史。
茅善玉毕业那年，刚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文艺百废待兴，她赶上了好时候。各种题材的沪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年茅善玉是很多经典剧目的主演，在上海红极一时。如今谈及那时的盛况，观众热烈的掌声仍令她记忆犹新。
如今面对社会上“选秀”活动泛滥，娱乐文化种类的繁多，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弥足珍贵的沪剧文化兴致索然等现象，这令茅善玉倍感担忧。２００２年，茅善玉担任上海沪剧院院长，这样的变化让她感觉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演员只要把戏演好，得到观众的认可，再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已经十分优秀了，而这些都是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完成的。但是当院长不同，我在当好一个演员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让剧院得到更好的发展，让沪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对剧院的每个成员都负有责任。”
“社会文化总是千变万化的，我们的戏曲艺术也同样呈现出动态的走势，以往的戏曲表现形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了。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在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时利用舞台这个艺术载体，引领观众的审美方向。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与上海沪剧共同走过２０余载的茅善玉有感而发。
针对现阶段沪剧所面临的青年观众流失的问题，上海沪剧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沪剧从发源初期，就形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风格，所以剧院一方面在发扬自身剧种优势的同时，另一方面加紧经典作品的改编，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手段和形式。”茅善玉说，“目前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好的文化遗产无人继承。现在，上海的孩子普遍从幼儿园开始就习惯说普通话了，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大后甚至连上海话都说不好，这对沪剧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沪剧由于剧种本身语言的局限性，很少有外地人会讲上海话，以致于上海沪剧院不能像兄弟剧院那样到外省招生，导致沪剧生源的严重不足，已经达到剧院招生人员挨家挨户去动员孩子们前来报名都无法解决的地步。茅善玉对此十分担忧，“沪剧见证了上海的成长，是上海文化脉络中密不可分的部分。留住上海的方言，就是留住了上海的记忆和历史，沪剧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上海海纳百川，说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十分必要和需要。但是这并不等于要失去自己的特性和色彩。因为只有不同地域的语言才能反映不同地域的文化。”茅善玉表情凝重。
随着国家对文化遗产的日渐重视，各种艺术形式已经得到了保护。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０日，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沪剧作为上海申报的唯一的戏曲剧种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但是这仅仅是保护沪剧的一个好的开始。茅善玉说：“如何让沪剧长久地、可持续地发展下去这才是关键。有了国家政策的保障，我对沪剧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龙红：立足基层采茶戏才有戏
（龙戏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院长）
本报记者 彭 宽
“分布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艺、尤其是地方戏曲艺术，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我们充分重视。”“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院长龙红对记者谈起了她一直比较关注的地方文艺的发展和基层文艺院团的建设问题。
龙红１９８１年开始从事艺术工作，几十年一直在基层，因此对以地方戏曲为代表的地方文艺有深刻的体会。
在地方文艺发展中，基层文艺院团发挥着重要作用。龙红强调，建设好基层文艺队伍，对地方文艺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她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的一个重点就在这个最基层的环节上，许多民间文艺是口口相传的，基层文艺院团是最直接地接触和传承这些民间文艺的群体。龙红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做标本，不是把它们放到博物馆里就行了，而是应该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现代的文化生产力，否则对我们的文化生产是一种损失，而基层文艺院团在这一点上是大有作为的。龙红以她所属的江西省赣南采茶歌舞剧院为例说，去年他们总共进行了２８０场演出，完成收入１００多万，为了培育市场，他们的很多演出都是赔本演出的，用市场扶植传统文化，用商业演出赚的钱来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赔本演出。但龙红并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获得收益，她说，地方文艺队伍要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做出特色文化，特色文化做出来了，自然能够开拓市场。
基层文艺院团是直接和基层群众打交道的文艺团体，龙红说，建设好这样一支文化队伍，可以保证让基层群众不会出现文化缺失。而且这样做也能让广大基层观众不会流失。龙红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她所属的剧院进行的２８０场演出中，有１３０场是在农村演出的，他们院团在节目上有很多创新，内容大多是贴近政策、贴近农民关心的话题，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地进行文化宣传。同时，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归纳和挖掘、提升。龙红说，传统文化本身具有教化功能，例如其中包含有劝说不要赌博、宣传敬老尊老等的内容，只不过因历史时期的不同，其审美节奏、审美要求不同，语言、语境不同，需要创新。因此在配合主题宣传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融进去，他们就创作了像《新农村三字经》等新节目，内容包括地方上的一些建设成就，对农村的一些施政方针等。而农民喜欢戏曲，因此他们的节目非常受欢迎。
当下的地方文艺院团正面临着体制改革。龙红认为，每个地方文化的厚度不一样，每个地方文化的需求不一样，每个地方文化的特点不一样，基层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可以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地制定各种措施。她介绍说，江西省政府现在每年给予赣南采茶歌舞剧院相当数额的资金投入，但这笔投入主要是用于让基层群众尤其是农民有戏可看，保证赣南采茶歌舞剧院可以开展基本的文化活动，同时也活跃和建设了基层院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剧院本身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实行了内部机制改革，全员竞聘上岗，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龙红表示，地方戏曲艺术的振兴需要政府的支持、广大戏曲艺术工作者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唯其如此，地方戏曲才能走出困境、走向繁荣。
柳萍：秦腔需要政策性保护
（柳萍 全国政协委员、银川市秦腔剧团团长）
本报实习记者 高 峰
秦腔是在中国西北部，特别是陕甘宁地区广受欢迎的地方剧种，它的发展状况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参加此次“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柳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秦腔剧团的团长，她以精湛的艺术于２００２年荣膺第十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填补了宁夏戏剧艺术５０多年来在此奖项上的空白。近日，记者就秦腔发展的有关问题对她进行了专访。
说起秦腔的现状，柳萍的观点趋向乐观。她告诉记者，在西北地区，秦腔有着广泛的听众基础。所以说，秦腔的听众市场是非常大的。以银川市秦腔剧团为例，每年的演出就有２００多场。剧团所到之处，那里的农村就像过大年一样热闹。对于秦腔很多山区百姓不但爱听，爱看，更爱唱。演出秦腔时，常常台上一人唱，台下万人和。而在平时，公园里、广场上常常会有人们聚集在一起唱秦腔，每当看到这种场面，柳萍心里就感到非常欣慰。
银川市秦腔剧团多年来深入到农村，为热爱秦腔的老百姓送去精神食粮。剧团的演员们到农村演出就住在老乡家，秦腔让演员和老百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柳萍说，地方戏的根在农村，在农民中间戏剧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为基层百姓演出是地方戏最基本的出路。
但是，秦腔发展的矛盾也正是由它的市场特点带来的。秦腔的爱好者大都是西北地区的农民，他们虽然喜爱秦腔，但是经济尚不富裕，为了看一场戏花掉几十块钱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柳萍说，票价在十块钱基本上就很少有人来听了。所以，秦腔演出的票价非常低，从而导致了剧团的付出与回报的严重不平衡。虽然每年演出多达２００多场，但是仍然很难维持剧团的发展。经济上的窘迫，让剧团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无法满足剧团再发展和吸收新生力量的需要。
柳萍说，秦腔作为地方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当地群众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是受教育、受熏陶的重要源泉。目前的状况是群众需要，而剧团却无力满足群众的需要，长期以往，他们就无法接触到秦腔，这将给秦腔的发展带来伤害，失去一部分听众。柳萍建议，在秦腔市场还不成熟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与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她希望国家能够把秦腔演出看做一种公益性文化事业，政府全额拨款，给剧团下达演出任务。这样，既可以保证秦腔持续不断地与老百姓见面，也解决了演员们的生存之虞，给秦腔演出带来一个稳定的环境。随着秦腔的不断普及推广，市场也逐渐成熟，听众群体的层次有所提升，经济宽裕的人增加，秦腔演出可以实现自负盈亏之后，再进入市场。这种保护性政策在前、竞争机制引入在后的方式更适合地方戏的传承和发展。
在寻求政策保护的同时，秦腔也在谋求创新，吸收新的元素，吸引都市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关注。青春版秦腔《杨门女将》就是秦腔探索的一个成果。在这出剧目中，原来的１１场变为７场，从而更加紧凑，并在舞台表演中大量增加了集体舞蹈等一些原本不属于戏曲的元素，突破了秦腔在人们脑海中的传统表演模式。全剧由年轻演员主演，整个舞台上呈现出青春靓丽的气息，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柳萍对此剧也称赞有加，认为其能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对于银川市秦腔剧团来说，虽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这样的尝试，但量力而行的尝试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５０周年，剧团正在排练一出名为《清宫情仇》（暂定）的剧目，其中的音乐创作就请了黄梅戏创作者来担当，希望可以进行一些有益尝试。
银川市秦腔剧团成立于１９５８年，曾多次受到自治区与银川市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以及国家文化部领导的高度赞扬，并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但是，５０年来，剧团却一直没有固定的演出排练场所，其发展、探索、创新所受制约可想而知。今年，在政府支持下，一座小剧场即将建成，柳萍为此感到高兴。她相信随着政府对秦腔的日益重视，在基础建设、资金运转上获得改善之后，在听众基础如此丰厚的土壤上，秦腔艺术将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