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京城各美术场馆、博物馆举办的书法、美术等各种展览令人目不暇接，风起云涌，而规模不大的一个“书写和谐，守望家园——苏士澍金石书画求教展”，却格外引人注目。展出作品虽只60幅，却涵盖了全国政协委员苏士澍先生近5年来创作的楷、行、隶、篆、篆刻、绘画、自己责编的出版物等各个艺术门类的作品，彰显出苏士澍先生坚实的书法篆刻及诗文创作的深厚传统功力。这个展览在全国政协200多平方米的展厅展出，展厅不大，却引来不少京城书画界、文物界、学术界专家学者，大家不时发出阵阵惊叹，连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也前来参观，边看边称赞“好”，并向苏士澍表示祝贺。
整个展览，除书写党和国家领导人十七大以来关于创建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坚持科学发展观、守望精神家园的论述以外，其余金石书画篆刻作品均是苏士澍自己创作的诗文。这又不禁使人为之一振，与其说是“求教”，毋宁说这是不同书画品类少而精的一次展示，这是凸显艺术动力的一次表述，这是作者30年来为人作嫁的出版物的一次呈现，这是谦虚而求进取的一次雅集。
我与士澍先生相识相交40余年，我深知他在书法事业上的追求、业绩与他在文博事业上的贡献，这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少年时代，他受家庭影响颇深。特别是他姑夫线之明会德、英、法等几国语言，诗词古文学养深厚，是他崇拜的偶像，在耳濡目染之下，奠定了他立志作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十几岁他在少年宫学习书法篆刻，拜刘博琴为师，勤奋笃学，１９６５年即荣获北京电视台举办的全国少年书法比赛一等奖；正欲不断求进取之时，“文革”开始，想报考大学之梦也随之化为泡影；参加工作后，因患腰疾，士澍不得不卧床休息。但是，事业的追求未使他气馁，面对病魔，他通读并研习了《说文解字》，为他识写篆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内外举行的大展中，人们总能看到他用鸡毫创作的大篆，那用笔苍劲、古朴的气韵会令你震撼。按他的格言说，是“广学博取，推陈创新”，他认为这是他学书之要义。他学习书法，是为了继承传统，继而要有自己的风格，不是吗？看他书写柳公权名碑《玄秘塔》、颜真卿《勤礼碑》的题跋，那一手漂亮的柳体、颜体字，恍如真迹，汉《乙瑛碑》的隶书，张迁、曹全笔意活泼、灵动，汉画像拓片的小篆运笔自如、飘飘欲仙，没有年深日久坚坚实实地临池不辍，绝不会有此之效应的。他的篆刻，无论是名章还是肖形印，师古又不拘泥于古，师承而又有自己拓展的天地，精雕细刻，神采飞扬。他的砚铭、壶刻，一书一画，使得物体跟着心动起来，景境交融，观赏之余是一种赏心悦目、沁人心脾的艺术享受。
几年前，我和士澍同冯骥才等５人在山东搞过一次书法展，他曾跟我说，以后搞个展览，书法、篆刻、碑帖和汉画像及瓦当拓片题跋的展览。——这次，我看到了。
看士澍的展览，自然会想到士澍这个人。
他自少年在书法上崭露头角以后，“文革”后期，为了繁荣书法事业，他与刘炳森、谢德萍、傅家宝、何伟等先生一起，组织成立了“北京书学研究会”，每月在北海画舫斋或北京市少年宫活动一次，商讨研究发展书法事业的大计。他们先后举行了“天安门诗抄书法展”、“毛主席诗词书法展”等活动。在这个研究会中，他既是一名会员，又是一名热心的组织者和活动家。为了打破“文革”书画万马齐喑的局面，他们以“北京职工首届书画展”的名义，邀请当时被打倒的齐燕铭、著名的老书画家李可染、张仃、蒋兆和、李苦禅等参加，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产生较大影响。１９７６年，百废待兴，文艺界的春天来了。因士澍本身的书法素质和才能，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和文物出版社都发出商调函，要将这难得的人才从他所在的工厂调进来。苏士澍征求启功先生的意见，启功先生建议他去文物出版社，这对他日后书法事业的发展与增长才干大有裨益。于是，他30岁进了文物出版社。他一到出版社就显示出了他的才干，他着手编辑的《历代碑帖法书选》，对当时掀起的书法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１９８１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这对于广大书法家能够“有家可归”来说，毋庸置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这时，中国书协筹备组的佟韦先生慧眼识珠，借调苏士澍来帮助做宣传工作，除了对大会进行各种宣传报道之外，邀请德高望重的书界领袖的任务也落到他的头上。赵朴初、舒同、启功、陈叔亮、董寿平、朱丹等一大批著名书画家，成为第一届书法家协会的领导人物，他帮着去邀请，并安排参加会议的诸项事情。当时，他正值年轻，忙上忙下，凡是能办到的事情，他总是想办法办到。我当时作为《北京日报》的记者，亲眼目睹他忙碌地工作和热情地投入。中国书协成立后，国内展览，中国书协与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展览、交流，他都倾心地去做。比如，在国际俱乐部举办的中日篆刻家“对擂”，就是他联系促成的。当时，他去日本讲学，日本刻字协会会长长扬石先生专门拜见苏士澍先生，长扬石表示：中国是书法的母国，想与中国交流。士澍回国后向中国书协作了汇报，才有了日本刻字协会与中国书协的交流，才有了双方举办的刻字展，才有了中方的刘博琴、大康，日方的长扬石、大久保等中日双方篆刻家各20名互刻名章的“友谊赛”。还有国际书法理论研讨会，每次邀请的都是国内和国际著名书法理论和博物馆负责书画的研究专家进行理论研讨，并出版作品集，其组织者、参与者，基本上也是他。
改革开放以来，“书法热”不断升温，搞哪项活动没有资金都不行。为此，他奔走呼号。比如，中国书协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四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也都是他与盘锦市和有关单位联系，争取资金搞起来的；1999年，他组织上百位书法家在澳门举办了“庆祝澳门回归书法展”；就是在“非典”期间，与日本躾之会的展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也前来参加，这都是他促成的。只要是能把书法活动搞起来，繁荣了书法事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他就满足了。他从未计较过个人得失，也从未表白过这活动是他搞的，其中有多少难度，等等。
——这就是苏士澍！
士澍进入文物出版社近30年，从一个普通编辑成长为社长。自他踏入文物出版社，编辑《历代碑帖法书选》丛书以来，经他多年努力，如今这一丛书已成为该社的品牌，在书法界与文化界有着较大的影响。这套书已达上百种，印数已达千万册。其中《九成宫》、《玄秘塔》、《颜勤礼》等小碑帖已达百万册。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仿真复制《宋拓淳化阁帖》四、六、七、八册及《楷字编》、《行书编》、《草字编》、《隶字编》、《篆真字典》等数十种精品图书还得到了广大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的好评。其中，他策划编辑的《汉西岳华山庙碑》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启功书画集》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精华》获第九届国家图书提名奖。当然，作为一社之长，他并未只着眼于自己所熟悉的书法事业上，他要为“文物出版社”这块牌子着想。在这方面，他的业绩，出版界的同仁是有口皆碑的。
我国虽然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但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文物、古籍浩如烟海，要抢救要出版的书籍是非常之多的，而要出版质量好、销售好的图书，谈何容易？为抢救、保护、弘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让世界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华悠久的传统文化，他发动全社员工开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为适应形势的发展，邀请专家来社里讲课，引进人才，培养人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实现了“多出书，出好书”的理念，使得文物出版社的“双效益”不断提高，年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达３００余种，获奖图书总是名列前茅，图书销售额保持在八九千万元。须知，每册重点图书的出版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比如南京的《六朝墓誌》，书法非常好，但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各存各的文物。为了出这套书，士澍几去南京说合，最后终于使两家携起手来做这件事。书出版后，他又负责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召开国际研讨会，大大提升了《六朝墓誌》的书法与学术价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功先生是一位集文物鉴定、书、画、诗词韵律方面的大家，给他出一本书画集也并非易事。为此，士澍从国内到海外四处搜集，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把启先生一生中的书画精品整理出来，将《启功书画集》予以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此书的首发式与座谈会。李瑞环、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启功先生还向士澍作揖表示感谢。书出后，士澍与启先生共同配合，还在文物出版社门市部进行签名售书，《中国艺术报》还为签名售书邮购。由于启先生的影响力，使得此书销售得很好。
在整个出版界都面临着“两个效益”的严峻形势面前，我认识的一个出版社的老总朋友跟我说，什么时候帮助联系拜访一下苏士澍，取取经，学习学习文物出版社为什么搞得这么好？了解苏士澍的人都知道，他总是那么忙。他忙的是出版社的业务，他忙的是社会公益事业，至于个人的事，他总是忙里偷闲，业余的业余挤时间去做。
前几年，我有几次找他，他不是社里请专家讲课就是制定社里的规章制度，或者是参加图书订货会，或者是跑全国各大博物馆。就是出国，都是与出版有关系。还有一段时间，他与员工一起，开着汽车，拉着本社出版的图书，长途跋涉，北到沈阳，南到南京、杭州、上海、南昌，东到济南、青岛，西到西安，一方面为了销售，进行市场调查，一方面为了争取合作出书的伙伴。从实践中一路走来，为社里走出了经验，走出了效益。原来，要盘活文物出版这盘棋，哪方面的努力都要做啊。
中国文物内涵博大精深，所涉及的门类包罗万象，２０００年前社里只出版20多种普及性读物，现在已发展到七八十种，还承担了国家交给的大型文物出版工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典》、《中国书法全集》及国宝复制等工作。这方面，日本二玄社搞了十几年，已达先进水平，台湾故宫博物院同日本二玄社合作，复制了大批馆藏国宝级书画。二玄社也想与文物出版社合作，复制北京故宫所藏国宝级的书画。启功先生提醒说：“这事可不能做。这是个主权问题。要做，将来自己做。”士澍非常感激这位大家师长的指点，他决心攀登这座高峰。从此，士澍与社里研究，请专家一起攻关。现在，他们通过引进技术，已能成功运用我国传统的宣纸印刷古代所藏书画了。而且质量已达到或超过日本二玄社的水平。他们印的《研山铭》、《出师颂》，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而且，他们还能印刷２－５米的书画长卷，解决了过去长卷接版的难题。当人们看到他们复制的书画真实再现了原作的面貌时，士澍说，他们要在近5年内，复制我国国宝级书画上百件，以此来展示一下中国文物出版界的实力：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别人不能做到的，我们创造条件也要做到！
——这就是苏士澍！
也许是因为苏士澍在文物出版社的业绩比较突出的缘故，２００４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派出了一支由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２２家成员社组成的代表团，委派他作为团长，在美国圣地亚哥、洛杉矶举办新中国首次在海外的大型“中华古籍图书与文化展”，通过采访、座谈、展览、学术报告等形式，全方位介绍５０年来我国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展览获得圆满成功，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期间，与２０多家大学图书馆建立了联系，还与一些书局建立了海外经销店。此后，他又参加了第二十四届法国图书沙龙。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参观展览时，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石宗源和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向他赠送了苏士澍先生的篆刻作品，士澍还当场挥毫篆书“莺歌燕舞，虎跃龙腾”来展示中国的书法艺术。希拉克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用中文说：“谢谢。”这样，既宣传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增进了友谊。同时，他还亲自组团，在日本成功举办了文物出版社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海外的“文物出版社４５周年特别展”。日本平凡社、讲谈社、二玄社等大的新闻出版单位专门组织人员参观，当地媒体对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称赞日本还没有一个出版社像文物出版社那样直接向读者征求意见。
同时，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关注社会，参政议政。在“非典”期间，他组织上百位书法界、文物界等知名人士，仅用10天时间就编辑出版了《亲情问候》一书。这真诚的问候，献给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白衣天使。为了加强生态保护，他还参与了国家林业局成立的艺术家生态工作委员会，他组织书画家在河北定州、甘肃兰州、北京八达岭建立了“中国艺术家林”，组织百位著名书画家捐赠书画作品，拍卖后的款项用来植树造林。
去年１０月，“情系西部，放飞天水”——崔永元公益基金——乡村教师培训发布暨首次慈善拍卖在天水举行。为支持这项活动，苏士澍组织１０位著名书画家赴天水，创作了两幅巨幅山水、人物画，拍卖４０多万元进行捐助。为反映改革开放前沿的繁荣成果，他组织几十位书画家赴广东省乐从镇采风并出版了《乐从和谐来》大型画册，赠送给乐从镇政府。去年“世界贫困日”，他还参加了捐赠书法作品活动，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受到广泛的好评。他还支持辽宁盘锦搞了一个“中华第一碑林”，从甲骨文到历代名家法书和当代书法家的作品，从选帖到规划、刻碑到邀请海内外30多名书法家、历史学家举办研讨会，都是他一手组织策划的。
——这就是苏士澍！
在这次展览会上，令人吃惊的是士澍的诗词创作，从他的《自序》，到“书写和谐，守望家园”、“红楼题诗”、“青藏铁路”，以及故宫、孔庙、泰山、敦煌、龙门、石鼓文，和汉乙瑛碑、汉张迁碑、仙人出行德胜凯旋、孔门弟子车马出行等拓片，一些古体诗、拓片题跋，都是自己的创作。
他在《自序》中曰：“我与新中国同龄。自幼尊先严嘱浸润六艺，师从刘博琴先生习书法篆刻；求教吴玉如先生、李卿云先生、徐北汀先生授知小学与书画；及长追随启功先生二十多年，向学考证，义理词章，兼习古籍版本、书画鉴赏、金石碑帖……”言简意赅地述说了自己学艺起始。
进入文物出版社以后，他在文中云：“于今供职出版社近三十年，编辑古今翰墨，整理文化瑰宝，遍览中华博物之间，与历代名家神交，得以增长见识，眼界渐丰。”述说了自己从事文物出版３０年的经历，他在“今日西藏”中曰：“高原万里艳阳天，歌舞喧阗锦绣篇。自古崇峦多险地，于今深壑出平川。铁龙滚滚齐云际，银燕翩翩护日边。雪域真情连四海，中华共庆小康年。”吟颂了他作为政协委员考察西藏时的切身感受。
还有他对“唐玄秘塔碑”的楹联：“出庙堂筋强骨硬喜行今世，入馆阁干禄策场历代盛传”，述说了柳体之所以能够传世的书法特点。
……看着他的古诗文、楹联题跋，有的人有些惊诧：以前只见士澍喜书喜篆，很少见他喜文喜诗啊！
这也并不奇怪。凡是在新闻出版单位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出版部门工作，首先就是要当好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能搞“自留地”。士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他进入出版社30年来，为人编书上百册，并未为自己出版过专集。自己书写书法作品几千幅，篆刻几百方，大都是在业余时间。近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之余，他也开始拿起笔来创作一些古诗文。他在文博行业这么多年，接触了启功、徐邦达、朱家溍、杨仁恺、张伯驹、刘九庵、耿宝昌、王世襄、任继愈、谢辰生、罗哲文、傅熹年、孙轶青、吕济民、张文彬等大学问家，参观了这么多的博物馆，亲自目睹善本、精品，按“圣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话来说，他接触的何止一个“圣人”？他又聆听了多少“圣人”的“一席话”，他又撷取了多少圣人的“精华”，又读了多少个“十年书”？他去了国内外那么多大的博物馆，过目了那么多的金石拓片、简牍帛书、名碑丛帖、书画和文物真迹，进行鉴赏、鉴定和考证等实践，又行了多少个万里路？又学又问，又有多少学术上的收益是可想而知的。
须知，早在１９８４年，他就在北京电视台作“篆书书法艺术”专题讲座。１９８６年，他参加国家教委主持、启功先生主编的大学文科书法教材的编写工作。１９８８年他又应邀赴日进行讲学及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他编辑的《历代碑帖法书选》，上百册中每册的碑帖说明，那些恰如其分、短小精悍的评介美文，均出自他的手笔。几十年过去了，而今士澍已近花甲之年，这些年的学养，这些年的经历和阅历，这些年的积淀，这些年增长的才干，再看他创作的诗文，厚积薄发，是很自然的事。这些诗文创作，只不过是他创作的冰山一角罢了。
他从事书画篆刻艺术50年，他热爱他从事的文物出版社的本职工作，他热爱祖国，他热爱党，他专学博览，他现在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会长、中国书协篆刻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协中央国家机关分会副会长等职务。１９９７年荣获中国文联“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１９９９年荣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尽管如此，他仍然以“求教”的心态面对他热爱的书艺、画艺与诗艺，面对他尊重的师长和晚生后辈，他还有新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这就是苏士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