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前段时间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遭受暴雪与冻雨灾害，这再次引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您来自湖北武汉，那里也受到了雪灾的影响。今年两会上您提出了提倡绿色生活的观念，这是否也和刚刚过去的雪灾有关？

    彭富春：今年的雪灾有点突如其来。大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上世纪５０年代、８０年代的记忆，像今年这么大的雪很难见到。刚开始大家还很高兴，都希望瑞雪兆丰年。但事与愿违，大雪最后变成了雪灾，无论从个人到社会，还是从民间到政府刚开始都有些措手不及，它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在议案中提出提倡绿色生活观念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

    记者：在目前我国关注生态的文艺作品相对不多、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提倡绿色生活对我们的文艺发展是否也应该有所启示？

    彭富春：是这样的。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特别强调了全民的生态理念。绿色，代表生命与生命力，代表自然与简朴。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追求的是富贵的生活而非绿色的生活。这种倡导绿色生活的观念应该由来谁普及呢？我认为当然应该由制造和传播观念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从事哲学研究、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员，文艺工作者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理念更能深入人心。同时绿色的文艺在根本上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因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思想应该在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记者：您认为艺术和自然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彭富春：艺术作为人类的活动始终与自然相关。首先，无论是何种意义的艺术都是一个存在者，艺术品的存在是对于自然质料的赋形。作为艺术的质料，它们有的直接就是自然物，如声音、色彩、雕塑和建筑的石头，还有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动物，乃至天空和大地。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直接通过自然表现自身。其次，艺术所表现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但自然始终是艺术的主题之一。不仅如此，自然还能专门化成为某种艺术门类的唯一主题，如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西方的田园诗和风景画等。但艺术对于自然的描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对于自然的模仿和反映，而在于对于自然本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揭示。例如中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并不是真实地模仿和反映了此处或者彼处的山水的现实性，而是创造了一个意境，也就是人和自然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情形。

    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应该看守、呵护自然。从宏观来看，人类只有这一个地球，不可能有其他的家园，失去了地球就失去了根基所在；从微观看，人和人自身身体的联系也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现在不少艺术作品中反映的不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而是打着富贵、审美的幌子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自身的生态。现在非常普遍的“三高”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种错误的生活理念在我们刚走向富裕的社会中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一些文艺工作者，包括娱乐界的明星，他们走的都是非绿色的路子。在这方面，文艺其实可以起到反思错误生活方式、引导正确生活理念的作用。

    记者：现在不少文学艺术作品正在远离自然，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回绿色文艺的生命呢？

    彭富春：绿色文艺的发展一方面要回归传统。我们国家的儒家、道家、禅宗，尤其是道家和禅宗非常讲究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观、庙宇周围的生态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道人、僧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不是要全部照搬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可以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做法。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一些观念也非常有价值。

    现在不少人喜欢到各处旅行，体验野外生存，但实质往往都是消费行为，甚至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躲避城市喧嚣的消费方式作为身份情趣的表达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到人和自然的亲近合一，离古人田园诗、山水画中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还有很大差距。要真正做到亲近自然、与自然为友，应该是在心灵的层面。绿色思想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贯彻到衣食住行，贯彻到思想、身体、语言的各个环节中去。

    记者：中国古代山水画中亲近自然的感觉是非常直观地表现出来的。您有很多朋友是美术家，自己对美术也有研究，您认为美术对于我们提倡绿色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

    彭富春：美术具有直观性，是不分时代、不分语言的，很多人都能看懂，因此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古人的山水画里讲究天人合一，讲究在自然当中寻找到家园的感觉。近代美术作品在这方面也有延续，比如丰子恺就有一些含有诸如不杀生等生态理念的漫画，主要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非常有意思。中国当代美术正在多元发展，总的来说，受西方影响更大，但明确从生态角度来创作美术作品，我个人所见不是很多，也不突出。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前景应该非常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