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委员。中国文联网 余宁 摄

    记者：今年雪灾波及范围几乎达到了国土面积的一半，其中还包括了安徽、湖北、湖南等人口稠密的省份，这场雪灾从某种意义上看几乎是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面对，是一个进入民族心灵史的事件。那么，这场雪灾在今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否会成为中国的艺术家所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创作母题或者一笔创作资源？

    张抗抗：自然灾害始终是作家所关注的对象。今年在我国遭受雪灾的同时，欧洲等地也出现了灾情，在印度等地每年也都会有洪水等灾害出现。所谓“人定胜天”，其实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无法做到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减灾救灾。灾害会以不同的形式，比如地震、恐怖袭击等来出现。既然自然灾害暂时还是人类所无法克服的一种现象，从长远看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都是存在的，那么就必然会唤起作家的某种感受，成为创作中的一部分。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只有去直接描写雪灾才说明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很多艺术家、作家都在思考人类在不安全情况下的危机感，在灾难等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恐惧加深了这种危机感的时候更会如此。

    记者：我们国家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经历过非典等各种灾难，其中某些事件距离今天或许已经足够长，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现过通过这些灾难比较深刻地反映民族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作品，这是否是一种尴尬或者遗憾呢？

    张抗抗：如果直接地、纪实性地去反映某一个事件，这往往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其实有过很优秀的报告文学。当地震刚刚结束后，这类作品往往反映的是如何救灾，后来可能就会反映灾难如何发生。这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而更好的文学作品，往往需要作家超离具体事件之上。这样的作品会对灾难、对人类如何面对灾难做出本质性的思考，最终提高我们对于灾难的抵抗力。作家始终是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但是是否会去反映某一个灾难，还要看他对灾难的感受。比如没有生活在湖北、湖南等灾区，对雪灾的体会就不会有那里的作家那么深。写作是一件特别内心化的事情，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或许我们已经有作家在进行创作，或许还有作家觉得所看到的太沉重太压抑，暂时没有创作，需要时间来转化为写作所需要的感受力量。

    记者：从国外的作品来看，反映自然灾难的有加缪的《鼠疫》等名著，其实《鼠疫》的题材和我们经历过的非典很类似。

    张抗抗：灾难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对于国家对于作家都是如此。如果急于去反映某一个事件，其实往往会让作家陷入到这个事件中去。美国在经历了“9·11”后，也没有马上出现反映这个对美国精神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事件的作品。影片《泰坦尼克》也是在沉船发生了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影片中对爱的意义、对人的恐惧的揭示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个事件经历了多次重拍，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记者：当我们的艺术家在表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时，作品的主语往往是一个集体化的事物，是以国家或者民族的名义来展开叙事。而国外的作品，比如《鼠疫》，就是通过个人的经历表现一个国家或者是人类的命运。

    张抗抗：加缪的《鼠疫》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表现他所感受到的人类的某种困境，由此我们来看待雪灾之后我们的创作，就会发现作家需要把灾难中的感受进行消化，把灾难和自己的血肉融合在一起，今天作家去了雪灾现场，他可能会很快地创作出记录救灾行动过程等内容的报告文学。而若干年后，在有所触动后他会重新来看待这件事，释放出更加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