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后，严重的冰雪灾害袭击了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虽然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积极努力下，雪灾之害已然过去，但对于如何预防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问题却值得长期思考。两会期间，这一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在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他们就文艺与生态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代表委员们既谈了对今年雪灾的切身体会，也对文学、影视、美术等各种艺术形式应该如何关注生态问题、倡导绿色生活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编者
中国为什么没有好的灾难片
冯小宁（著名导演、全国政协委员） 余宁（本报记者）
今年年初的特大冰雪灾害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灾区慰问，以文艺形式鼓舞他们抗灾救灾、重建家园的斗志。灾难过后，一些文艺工作者开始思考，为什么会出现特大冰雪灾难？通过这场冰雪灾难，我们应该总结些什么？文艺工作者应该怎样用文艺形式来反映这场灾难？记者采访了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宁。
记者：冰雪过后，痛定思痛，通过这场灾难，我们看到了什么？
冯小宁：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民；看到了危难关头，人民的万众一心；看到了中国政府现在的执政理念、政府机制在更新，强调以人为本，人是最主要的，只要人在，就可以抢险救灾，就可以重建家园。
记者：国外有《后天》、《未来水世界》等涉及到环保内容的灾难片，而对于中国来说，灾难片很少？中国的灾难片是一种怎样的状况？
冯小宁：灾难片在中国几乎是一个空白。20年前，我拍摄了《大气层消失》，现在看来显得很幼稚。但是它表现的思想高度一点不亚于《后天》那样的好莱坞灾难片，影片体现了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还不属于灾难片的范畴。去年我拍摄了电影《超强台风》，现在拍摄工作已经完毕，正在进行后期制作。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灾难片。
记者：这部影片反映了什么样的自然灾难？
冯小宁：《超强台风》是以我国2006年发生的“桑美”台风为背景创作出来的一个故事。就如同《后天》是根据温室效应对地球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拍摄这部影片的最终目的就是警示人类，来呼唤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让人们来深刻认识自身对于环境和生态的破坏。
记者：灾难片的剧本创作和影片拍摄是很不容易的。
冯小宁：是这样的。《超强台风》在浙江拍摄的时候，赶上了冰雪灾难发生。雪灾也加强了剧组对于拍摄灾难片的理解。这部剧本几易其稿，最后我又认真进行修改最终定稿。在剧本创作的时候，环绕在创作者心头的就是对于近年来突发的极端气象现象的成因和带来的危害的思考。我记得，小时候在学习自然知识的时候，看到课本上风力表最高的风级是12级。但是为什么2006年的“桑美”风暴会达到17级以上？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通过剧本创作，我了解到很多情况，超强台风的产生有太阳辐射的原因，有洋流变化的原因，但是人类的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从2006年的超级台风到2007年的特大冰雪灾害，自然灾害的不断出现，值得全世界警觉，值得全人类认真思考。
记者：在影片中，您要传达什么？
冯小宁：在这部影片中，我们不仅要通过自然灾难带来的危害呼唤人们的环保意识，而且还展现了国家在灾难面前展示出的崭新形象和一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还有就是人性的光辉。除此之外，还探讨了全世界关注的气候变暖问题。
记者：为什么中国的灾难片比较少？
冯小宁：原因是多方面的。首要的原因是人类在不断地追求物质享受，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得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这次冰雪灾难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大自然的报复，从近一百年快速发展的工业来看，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西方有很多教训，而中国还没有来得及汲取和认真地总结。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忽视了环境保护教育，教育的缺失导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缺乏环保观念。
记者：这是宏观的原因，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缺少灾难片的原因在哪里？
冯小宁：为什么在文艺如此繁荣的情况下，把焦点对准自然灾难的作品很少？究其原因，首先是部分艺术家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缺少责任感也是一个综合问题，首先是社会没有形成正确的引导，还有就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一个被社会认可的艺术家，必须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基本的品德修养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具备这些的艺术家自然也就会有社会责任感。
近年来，影视界有一种浮躁之风，一些艺术家忙于追逐功名和物质利益。当一个艺术家把功利放在首位的时候，自然也就有种投机心理。这种投机心理导致了艺术创作不可能是一种精品创作行为。任何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必然是深入生活、经过沉淀的作品，而不是一种投机的、急功近利的快餐文化。拍摄《超强台风》是在我20年来对于环保问题关注和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而现在的一些年轻艺术工作者，认为创造了经济效益才是成功，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种社会责任感，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其次是灾难片这个片种的特殊性造成的。灾难片极其难拍。灾难片拍摄过程中，灾难场面营造要求非常逼真，这些只能靠特技，而中国电影的特技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电脑特技的制作费用又是非常昂贵的。再者，灾难片的制作成本非常高。美国曾经公布过电影生产的一般规律成本，列在第一位的是灾难片，在1亿美金以上。第二位是科幻片，在1亿美金左右。第三位才是战争片。灾难片是全世界投入最高、最难拍摄的片种，这也是中国灾难片少的一个原因。
记者：不能因为灾难片难拍，我们就不关注它了。
冯小宁：灾难片片种的特殊性，造成了中国灾难片极其匮乏。但灾难片反映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一个关系到人类发展的问题，所以就需要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工作者来关注灾难片。
记者：你是2007年度绿色人物获得者，您怎样来看待这个荣誉？
冯小宁：荣获2007年绿色年度人物，是因为自己20年来对于环保的关注。自己拍摄的影片虽然猛一看是一些战争片，但是影片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就是关注环境问题，如《大气层消失》、《嘎达梅林》、《青藏线》等。这些电影作品在反映故事、塑造人物、展现人物命运的时候，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自己也在影片的拍摄中提高了环保意识，增加了环保知识。作为中国电影人拿到这个奖项，不仅是一种光荣，同时感到这个荣誉格外的沉重，因为环保问题是严峻的。
记者：经过桑美风暴、特大冰雪等异常天气，我们在环境保护上应该做些什么？
冯小宁：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因为每一个细微的对环境的破坏都是和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环保问题需要全社会和每个人关注。这次自然灾害，让我们把自己的目光对准我们生活的地球。环境保护要从每一个人做起，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做起。少开一天车、少浪费一滴水，都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也是每个人应该做到的。
反思灾难需要时间
张抗抗（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 邱振刚（本报记者）
记者：今年雪灾波及范围几乎达到了国土面积的一半，其中还包括了安徽、湖北、湖南等人口稠密的省份，这场雪灾从某种意义上看几乎是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面对，是一个进入民族心灵史的事件。那么，这场雪灾在今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是否会成为中国的艺术家所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创作母题或者一笔创作资源？
张抗抗：自然灾害始终是作家所关注的对象。今年在我国遭受雪灾的同时，欧洲等地也出现了灾情，在印度等地每年也都会有洪水等灾害出现。所谓“人定胜天”，其实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无法做到的，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减灾救灾。灾害会以不同的形式，比如地震、恐怖袭击等来出现。既然自然灾害暂时还是人类所无法克服的一种现象，从长远看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都是存在的，那么就必然会唤起作家的某种感受，成为创作中的一部分。对于作家来说，并不是只有去直接描写雪灾才说明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很多艺术家、作家都在思考人类在不安全情况下的危机感，在灾难等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恐惧加深了这种危机感的时候更会如此。
记者：我们国家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经历过非典等各种灾难，其中某些事件距离今天或许已经足够长，但是时至今日还没有出现过通过这些灾难比较深刻地反映民族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作品，这是否是一种尴尬或者遗憾呢？
张抗抗：如果直接地、纪实性地去反映某一个事件，这往往是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后我们其实有过很优秀的报告文学。当地震刚刚结束后，这类作品往往反映的是如何救灾，后来可能就会反映灾难如何发生。这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而更好的文学作品，往往需要作家超离具体事件之上。这样的作品会对灾难、对人类如何面对灾难做出本质性的思考，最终提高我们对于灾难的抵抗力。作家始终是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但是是否会去反映某一个灾难，还要看他对灾难的感受。比如没有生活在湖北、湖南等灾区，对雪灾的体会就不会有那里的作家那么深。写作是一件特别内心化的事情，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或许我们已经有作家在进行创作，或许还有作家觉得所看到的太沉重太压抑，暂时没有创作，需要时间来转化为写作所需要的感受力量。
记者：从国外的作品来看，反映自然灾难的有加缪的《鼠疫》等名著，其实《鼠疫》的题材和我们经历过的非典很类似。
张抗抗：灾难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对于国家对于作家都是如此。如果急于去反映某一个事件，其实往往会让作家陷入到这个事件中去。美国在经历了“9·11”后，也没有马上出现反映这个对美国精神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事件的作品。影片《泰坦尼克》也是在沉船发生了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影片中对爱的意义、对人的恐惧的揭示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个事件经历了多次重拍，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记者：当我们的艺术家在表现国家所遭受的灾难时，作品的主语往往是一个集体化的事物，是以国家或者民族的名义来展开叙事。而国外的作品，比如《鼠疫》，就是通过个人的经历表现一个国家或者是人类的命运。
张抗抗：加缪的《鼠疫》是通过个人经历来表现他所感受到的人类的某种困境，由此我们来看待雪灾之后我们的创作，就会发现作家需要把灾难中的感受进行消化，把灾难和自己的血肉融合在一起，今天作家去了雪灾现场，他可能会很快地创作出记录救灾行动过程等内容的报告文学。而若干年后，在有所触动后他会重新来看待这件事，释放出更加深入的思考。
最值得宣传的就是爱
王阳娟（湖南湘剧院院长助理、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这次经历了多少年未遇的特大冰雪灾害，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从来没有这么冷过。当时很多人不敢出门，一出门都是冰天雪地。当时路断了、水断了、电断了，损失很大，可以说情况十分困难。但是党中央的关心没有断，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指示抗冰救灾，温家宝总理两次到湖南现场指挥，所有湖南人确实是感谢党、感谢全国人民，可以说，这次我们是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开会的。
这次雪灾中，最需要、最值得文艺工作者宣传的就是爱。因为党中央的关爱、全国人民的关爱，我们湖南取得了抗灾的决定性胜利，灾后重建工作，依然需要所有人的关爱。湖南人感谢得到的关爱和支持。党的温暖，各地的支援，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这些都是特别应该宣传的。就我了解，现在湖南文艺界已经开始创作抗灾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我们湖南的“文化湘军”是比较有名的，出版、广播、影视、舞台艺术等方面的创作都在进行。书、画册、话剧、电视剧、戏曲等，有的作品已经出来了，我们出了《冰雪点燃激情》一书，电视剧的剧本也正在创作，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全方位地反映了湖南抗灾救灾的情况和感人事迹，激励我们重建美好家园。
冰雪中最多的是感动
龙红（江西赣南采茶歌舞剧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
江西的雪灾非常严重，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也一直在基层进行慰问演出。在冰雪灾害中更多的是感动，我们看到了人民子弟兵对我们的无私支持，看到了上至政府下至普通百姓共同应对灾害的协力同心和英勇无畏。这次冰雪灾害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对我们的社会应急系统进行了改进。我们歌舞剧院还做过应急演习。从文艺工作者来说，我们思考的更多是创作方面。我们对人们面对灾难时体现出的一种精神进行思索。什么样的精神呢？比如说大家面对灾情，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群众没有抱怨，而是表现出高度的理解。还有政府的调控能力、应变能力，在这次灾害中都受到了考验，而且表现得非常不错。这说明我们政府本身的调控能力和广大群众的素质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更多地是从这个方面去思索创作。当然，我们基层文艺院团可能没有力量去创作非常有思想性的非常深刻的作品，但我们可以创作目前我们能够体现的内容，创作老百姓喜欢看的节目，在这方面我们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文艺给人以精神鼓舞
韩再芬（中国剧协副主席、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
文艺是给人以精神鼓舞和精神指向的，在我们不久前遇到重大冰雪灾害的时候，我觉得人们特别需要缓解那种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特别需要一种精神力量鼓舞自己去战胜困难，正确地面对问题。文艺工作者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救灾贡献力量，比如慰问演出、创作作品，或者捐赠钱物、进行呼吁等等，都能起到自己的作用。
艺术让我们真切地认识灾难
姚懿洲（贵州玉屏县箫笛厂副厂长、全国人大代表）
刚开始凝冻的一两天感觉还蛮漂亮，时间长了发现冰冻一直不化，出行变得特别困难，停电停水，生活很艰难，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控制，感觉一下子被自然征服了。冰冻期间没法上山，后来上山看时，发现上边的树全都断了。有些长了好多年的大树，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这种感觉，除非亲身体验否则很难想象。但我感觉如果借助电影、音乐等文艺作品的再现，辅以影院、音乐厅的效果，可能会让更多人认识到灾难发生的严重性，重新认识灾难的可怕，这样也就更容易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
另外我是从事箫笛演奏的，制作笛子的材质本身就是天然的，生产过程也全部是手工雕刻，上边还要刻上山、水、花、鸟等自然景物，还要刻上一些诗，都是说家乡怎么美、乐器怎么好的，这整个过程就能让人感到与自然的亲近与密不可分。人就生活在自然中，所以各方面都应该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我国很多民族文化都是从山沟沟里边出来的，和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密。比如山歌就必须在有山的地方唱，牧歌就必须到草原上唱，这就是大自然赋予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艺术也就没特色了。
呼唤绿色文艺
彭富春（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全国人大代表） 金涛（本报记者）
记者：前段时间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遭受暴雪与冻雨灾害，这再次引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您来自湖北武汉，那里也受到了雪灾的影响。今年两会上您提出了提倡绿色生活的观念，这是否也和刚刚过去的雪灾有关？
彭富春：今年的雪灾有点突如其来。大雪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上世纪５０年代、８０年代的记忆，像今年这么大的雪很难见到。刚开始大家还很高兴，都希望瑞雪兆丰年。但事与愿违，大雪最后变成了雪灾，无论从个人到社会，还是从民间到政府刚开始都有些措手不及，它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我在议案中提出提倡绿色生活观念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
记者：在目前我国关注生态的文艺作品相对不多、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提倡绿色生活对我们的文艺发展是否也应该有所启示？
彭富春：是这样的。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特别强调了全民的生态理念。绿色，代表生命与生命力，代表自然与简朴。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追求的是富贵的生活而非绿色的生活。这种倡导绿色生活的观念应该由来谁普及呢？我认为当然应该由制造和传播观念的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我们从事哲学研究、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员，文艺工作者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理念更能深入人心。同时绿色的文艺在根本上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因此生态文明的理念与思想应该在文学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记者：您认为艺术和自然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彭富春：艺术作为人类的活动始终与自然相关。首先，无论是何种意义的艺术都是一个存在者，艺术品的存在是对于自然质料的赋形。作为艺术的质料，它们有的直接就是自然物，如声音、色彩、雕塑和建筑的石头，还有园林中的山水、植物、动物，乃至天空和大地。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直接通过自然表现自身。其次，艺术所表现的题材是多种多样的，但自然始终是艺术的主题之一。不仅如此，自然还能专门化成为某种艺术门类的唯一主题，如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西方的田园诗和风景画等。但艺术对于自然的描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对于自然的模仿和反映，而在于对于自然本性及其与人类关系的揭示。例如中国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并不是真实地模仿和反映了此处或者彼处的山水的现实性，而是创造了一个意境，也就是人和自然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情形。
人类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应该看守、呵护自然。从宏观来看，人类只有这一个地球，不可能有其他的家园，失去了地球就失去了根基所在；从微观看，人和人自身身体的联系也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现在不少艺术作品中反映的不是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而是打着富贵、审美的幌子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自身的生态。现在非常普遍的“三高”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这种错误的生活理念在我们刚走向富裕的社会中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警惕。一些文艺工作者，包括娱乐界的明星，他们走的都是非绿色的路子。在这方面，文艺其实可以起到反思错误生活方式、引导正确生活理念的作用。
记者：现在不少文学艺术作品正在远离自然，我们怎样才能寻找回绿色文艺的生命呢？
彭富春：绿色文艺的发展一方面要回归传统。我们国家的儒家、道家、禅宗，尤其是道家和禅宗非常讲究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道观、庙宇周围的生态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道人、僧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不是要全部照搬他们的生活方式，但可以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西方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些做法。半个世纪以来，他们的一些观念也非常有价值。
现在不少人喜欢到各处旅行，体验野外生存，但实质往往都是消费行为，甚至变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躲避城市喧嚣的消费方式作为身份情趣的表达其实并没有真正做到人和自然的亲近合一，离古人田园诗、山水画中与自然相融合的境界还有很大差距。要真正做到亲近自然、与自然为友，应该是在心灵的层面。绿色思想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贯彻到衣食住行，贯彻到思想、身体、语言的各个环节中去。
记者：中国古代山水画中亲近自然的感觉是非常直观地表现出来的。您有很多朋友是美术家，自己对美术也有研究，您认为美术对于我们提倡绿色生活具有怎样的影响？
彭富春：美术具有直观性，是不分时代、不分语言的，很多人都能看懂，因此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古人的山水画里讲究天人合一，讲究在自然当中寻找到家园的感觉。近代美术作品在这方面也有延续，比如丰子恺就有一些含有诸如不杀生等生态理念的漫画，主要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非常有意思。中国当代美术正在多元发展，总的来说，受西方影响更大，但明确从生态角度来创作美术作品，我个人所见不是很多，也不突出。但我觉得这个方面前景应该非常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