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时代需要大师。但我们审视和梳理我国文化建设战线上的芸芸众生时却发现，真正堪称大师的人物寥若晨星。文化大师的极度稀缺，是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极不相称的。为何在一个需要大师并且能够产生大师的时代，却不见大师的产生呢？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我国难以产生文化大师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一是我国教育培养模式存在一定问题。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延续了多年的应试教育一直在制约着人才成长和发展。尽管素质教育已经提出很多年，但应试教育目前仍然在各层次各类别的教育中“阴魂不散”，学生大多成为了应付考试的机器。即便是在被称为“人才摇篮”的各高校里，考试分数也还是衡量和评价学生好坏的重要指标，极大地压制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学术追求，学生成为考试标准答案的“奴仆”，使本应是名师人才辈出的“文化殿堂”成为了“批量制造标准化人才的生产线”，从源头上割断了大师产生的轨迹。另外，高校的评价体系多是以官阶为本位的，高度行政化之后的高校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衙门”。学术水平的高低竟取决于职位的高低，领导是当然的学术权威。于是，科学研究成了工具，而不是目标。教师们想方设法去当官，挖空心思争取项目；而一旦当上领导，就会陶醉于权力之中而放弃研究，或者事务缠身而无法潜下心来，纵有天才之料，也会被无情荒废。

    二是“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制约了大师的产生。我国“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官本位”和“做官至上”的价值取向被现实无限地放大和强化，许多人视做官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获取人生利益的最佳途径、评价人生成就的最终标准。而且人一旦到了某一官位上，其素质高低、能力大小都是次要的了，其在哪个领域谋官，似乎就成为哪个领域的专家、权威，在社会上呈现出“唯权是从”、“唯官是从”的态势。在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宁可放弃专业研究而挤进官场，宁可放弃对真理的追求而屈从权力，宁可放弃社会良心而说违心话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一来，即便有大师的潜质，也会被繁杂琐细的行政事务销蚀殆尽，还言何成为大师。

    三是趋利浮躁的社会心态影响大师的成长。除了谋官之外，目前社会上还流行着另一种对大师的产生具有不良影响的价值评判倾向，即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是看其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造成拜金主义倾向的盛行。在这一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不少具备成为大师条件的人才为了挣钱、为了尽快走上所谓的成功之道，不惜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到一些自己并不具有优势的领域闯荡，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可能使一名未来的大师变成了一个平庸无为的人。

    四是社会对特殊人才的包容度不够。一般来说，只要是具备大师潜质的人，几乎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或者说都不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或缺点，其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也往往与众不同。于是乎，社会上很多人就会对他们进行排斥，或是求全责备，而他们为了适应社会生存环境，不得不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努力，使自己的才华被社会环境所淹没。此外，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还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甚至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区。这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才，在强大的惰性力量面前也会被扼杀。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尤为明显。

    （丹增，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