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下中国话剧舞台上最活跃、最为观众熟悉的演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濮存昕始终保持低调，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从小受到的文化熏陶，使他在如今浮躁喧哗的文艺圈里，一直保持着一种冷静的态度。历经百年历史的中国话剧，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对话剧的理解是什么，对中国话剧未来的理想又是什么？本报记者“两会”期间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是中国话剧百年纪念的特殊年份，您作为当前国内最优秀的话剧演员之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您和您所在的北京人艺有什么样的纪念活动？

    濮存昕（以下简称“濮”）：话剧百年，我要说的话很多，感受也很多。我对话剧有特殊的感情，我是在话剧的空间中长大的，我的父亲就是北京人艺的第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24岁我进入部队文工团演话剧，最后也站在了人艺的舞台上。第一次作为人艺的演员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很激动。到如今已经20年了，我一直都在做主要演员，我觉得很幸福。作为一个演员，我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舞台上。今年我们剧院有20台左右的话剧演出，其中大戏有10台左右，我参加其中的6台。今年我个人大概有100多场话剧演出，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记：这么多年，您始终能够受到话剧观众的青睐，您自己认为是凭借什么吸引观众的？

    濮：假如说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我和现在的年轻演员相比，更多地见过前辈的好东西。我父亲就是一个文艺家，他和他周围的那些前辈们对我的影响，如今已渗透到我的生活中来，而这些前辈又见过他们的前辈的好东西，“五四”运动时期那些大文艺家的好东西，这是有渊源的，一个历史传承的渊源。我是一个后辈，但是因为这些文艺大家我见过，所以我想具有他们那样的品质，虽然达不到，但我想去做。我一直没有缺失这种文化的熏陶，愿意思考问题，算是具备自省的精神。我的脸皮很薄，我就怕观众撇嘴，我争取在当下的空间里表达我从前辈们那里学到的东西，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创作成果。

    记：您能具体说说您从前辈大师那里体悟到了什么吗？

    濮：这么说吧，假如从一个更高的层次来审视文艺的话，实际上那就是在用你的生命从艺。在创作中，观众能够看到一种生命的品质。梅兰芳大师为什么能让戏迷百听不厌？我买一张最角落的票，我也要来听，我喜欢听，而且必须现场听，不是听唱片，不是听磁带，为什么？其实那是因为我在参照艺术家的生命过程，一个艺术家的生命能够和观众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才叫真正地影响了观众，这种影响是精神的和生命的。

    记：您认为话剧艺术和话剧演员也应该追求这样的文化品质？

    濮：在提升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方面，话剧是有责任的。当然话剧有娱乐功能，但它一定不只是娱乐。所以说，要品文化，品艺术，请到剧场来看话剧；要只是寻开心，找乐子，他们可以去酒吧，可以去卡拉OK，有很多场所他们可以去。但是话剧一定是和思想、和品格有关联的，和高层次审美有关联的，应该是先进的文化。真正带有先进文化品质的作品，应该在剧场中出现，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一定不应该在话剧剧场出现。追求一般通俗意义上的文化品位的，一定不是话剧，话剧应该远离这些。作为一个话剧演员，我自信话剧有这种品质。话剧不是为当下功利性、实用性的目的服务的，而是为了一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服务的，这个太重要了。

    记：话剧创作如何追求这种品质？

    濮：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学历，但我始终把自己列到知识分子的行列中。现在于丹等人在讲《论语》，把国学贴近每一个人，说实话我很喜欢，我经常认真地看他们讲。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熏陶我们。经典话剧尤其能够滋养演员。读老舍先生的《茶馆》剧本，我们演员就可以陶醉于其中，我们津津乐道，每天都有新的感受，表演空间不断地丰富。相隔十年后再演，我仍然发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一般的娱乐性的文艺达不到的。一个创作群体，一个演员，能不能坚持文化品格，不为别的因素所动，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政府得支持我们，社会要给我们空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话剧剧团贬低到一般娱乐演艺团体的水平上去，在世界的整个艺术空间中，我们中国的艺术是有很高品格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否则人家会背向而去的。其实我们一样可以讨好市场，去挣钱，但这样行吗？不行。人艺为坚持低票价，坚持长期演出来弥补低票价带来的剧场的运营困难，这是人艺一直坚持的，政府也一直资助我们，坚持为大众服务，在社会文化缺失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所作为的地方。

    记：中国话剧百年的发展历史，是否也一直在追求这样一个品质？

    濮：从历史的发展看，是这样。中国话剧永远在跟着社会进步的步伐。中国话剧在初期，是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展开的，在民众中推行文明、推动进步起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作用。比如说抗战时期，恰恰是我们中国话剧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郭沫若、曹禺、赵丹等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那个时候，话剧艺术是参与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非常重要的一支文化力量。曹禺先生23岁时写就的《雷雨》，到今天还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在全世界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之一，一直演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话剧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有了第一次全国话剧汇演，话剧积极地参与了现代生活，当时观众是以看话剧为时尚的，那个时代创作出来的话剧名作，现在再演依然是经典作品。以老舍先生为代表的编剧，以焦菊隐、黄佐临先生为代表的导演，以于是之先生等为代表的演员，编导演的研究学问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同时也借鉴前苏联的表演经验，开创了话剧的兴旺时期。1977年以后，又一个文艺的春天到来。我们剧院从恢复老戏开始，从70年代末到现在，20年间，话剧也有很多进步，同样有很多好的作品。

    记：话剧作为一种外来的艺术品类，和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融合得这么好，是否也因为它坚持追求这样的文化品质？您对将来话剧发展的理想是什么？

    濮：我们的戏剧美学不亚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美学品格，我们中国的绘画、音乐、戏曲、文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是能够在五千年前找到渊源的。而话剧的文化传统，其实是焦菊隐先生一直在倡导的中国话剧民族化，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话剧是西方舶来的艺术品类，但是它一进来就和民族的情感、民族的精神、民族的题材紧密融合在一起。我们在看话剧的时候，是在看自己家的事情，不是看别人的事情。我们只要把作品做好了，老百姓一定认可。它不是让观众处于单方面欣赏的状态，那种交流是让观众投入进去，参与进去，和观众的生命、情感、表达方式有密切的关联。话剧是必须和观众共同创造的。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剧目和演出品质，让什么样的观众和我合作、交流，怎么样使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观众越来越多，这是我们的话剧理想。老一辈艺术家创造的这个北京人艺的品牌，在观众当中还是有口碑的，这种精神在舞台上还是可以领悟和感受到的。作为演员，我知道我个人想去坚持什么东西，我知道我怎么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不丢脸，不让观众失望，观众觉得值得看，我就满足了。我完成了和这个时代观众交流的职责，我就满足了。

    记：您认为当下话剧的发展最需要加强什么？您自己会做什么样的努力？作为一名优秀的话剧演员希望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

    濮：话剧要发展，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万物竞相生长，要有这样的气魄，要包容，要吸收，要给出一个园地，有了环境，剧本问题、人才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经济强大了，社会稳定了，综合实力增长了，有责任感的人大有人在，要发挥这些人的创作积极性，改革文化体制，但不是完全以市场为中心，不能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我期望的是，每一个演员，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在有生之年，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干，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对整个社会负责任。至于我自己，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就老老实实演出，别人自然会看到，假如我能产生一点影响，那这个影响也是自然的。主流文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我坚决不让自己被市场所诱惑。假如将来有一天，因为这个原因，年轻人不知道谁是濮存昕了，没有关系，那时候我安安静静地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