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期间，又有委员提议，把孔子诞辰之日作为我国的教师节，以示国人对孔子万世师表的景仰和对传统文化的敬意。这个人，就是福建著名剧作家王仁杰。

    在福建泉州，说起民间艺术，有人会想到梨园戏，而说起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恐怕是无人不晓，写这部戏的王仁杰，则被众人喻为“江南才子”。王仁杰长期从事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节妇吟》，昆曲《牡丹亭》、《桃花扇》、《琵琶行》，越剧《唐婉》等。《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牡丹亭》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其中《董生与李氏》入选2003－200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他本人也曾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剧本奖和文华新剧目奖，并于2006年被文化部授予“昆曲艺术优秀主创人员”称号。三部戏都入围精品工程的，全国只有两位编剧，他是其中一位；而中国仅余两三个能写昆曲的剧作家，他也是其中一个。

    王仁杰是地地道道的泉州人，生于泉州，长于泉州，更是为发祥于泉州、被称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戏痴迷一生。而王仁杰却并不是从小就接触到了戏曲。从初中到高中，王仁杰是个实实在在的“文学青年”，每天流连于各种文学作品之间，学校图书馆的书几乎被他看遍，这些古典文学和苏俄文学伴随着他上课、下课，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的王仁杰疯狂地喜欢普希金，理想成为诗人，用他的话说是“模仿着普希金的风格，天天无病呻吟地写诗”。再往后，又迷上了苏联电影，天天钻在影院里，写了不少被老师批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影评。

    少年时代的王仁杰，就常常把对事物的种种喜爱升级为“痴”，而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他才遇到了值得为其痴迷一生的戏曲。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仁杰第一次走进了戏院，看了他平生所看到的第一出梨园戏《吕蒙正入窑》。美轮美奂、婉转细腻，梨园戏一下子就把根扎在了王仁杰心里。王仁杰说，演员举手投足、一念一唱，把剧中两个角色生活环境、身份、性格完全不同所产生的碰撞和对应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动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东西，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对戏曲产生了“痴情”。因保存有宋元明南戏的很多剧目、音乐及表演形态，被称为“活化石”的梨园戏，是现存中国最古老剧种之一，它的唱词其实就是优美的诗歌。王仁杰说：“我当时真是被迷得不行了，我喜欢的文学这里也有，唱词就是诗歌。我成了戏迷，天天晚上看，很多传统戏我都能背出来！有人说，昆曲是知识分子的典雅，但梨园戏是市民的典雅，有些内容更是雅俗共赏、更活泼。”

    爱戏成痴，但王仁杰的“戏痴”之路却走得并不怎么顺利。1961年，因成分不好高考落榜的王仁杰进入当地歌剧团，本以为可以在喜爱的领域施展拳脚，1962年却又被下放到偏僻的山区农村，一待就是5年。王仁杰用“混日子”来形容那几年，干着与戏曲、与艺术毫无关系的工作。1975年，王仁杰终于回到剧团，随后在1980年到上海戏剧学院专修班学习，在上海的两年时间里，给了王仁杰一定的积累。在研究、学习、积累的同时，王仁杰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戏曲的本体正在流失和变化，这让他感到痛心，“我们的戏曲越来越被改造了，融合进了西方戏剧的很多东西，比如冲突论，而我们古典的戏曲，无论结构、人物性格、表现手法等等，跟西方戏剧是不一样的，自有一片很广阔的天地。现在，看到戏曲舞台上不断有人搞出很多花样，一出戏投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声、光、电等外在的东西占领了舞台，反倒是文学内涵衰退了，演员的表演艺术衰退了。大家都在创新、革新，而我是逆反，就是要追求传统，追求戏曲最本体的东西。本来我不太懂戏，就是去仔细地看戏，看那些老艺人怎么表演，特别是传统戏，锣鼓一响，我都是毕恭毕敬地在台下看。一遍一遍，看得很熟，都能背，看人家为什么这样写、为什么这样演、和我们现在的戏曲有什么不同。比较以后发现，还是传统的东西最好，令人惊叹。后来我也喜欢上了昆曲。”

    看戏、写戏、研究戏这么多年，王仁杰有几个体会，一是要看戏，特别是看传统戏，看中国戏曲文化原来的状态，看戏曲的本体；再一个就是要看戏曲名著，自己去揣摩、融会、理解。清词丽句，读后满口余香，听完绕梁三日，昆曲的典雅，梨园戏的雅俗共赏，正是王仁杰痴迷其中的原因。读王仁杰的剧本，特别能感受到从词里句间透出的古典之雅、传统之美。多年来，王仁杰还依旧保持着当年“文学青年”的劲头，看了大量关于历史、哲学等等方面的书籍，这也使他的剧本摆脱了仅有词藻表意的轻薄，散发出厚重之感，王仁杰本身，也凝聚了浓浓的文人之气。有评论家曾这样写过：“泉州有梨园戏，王仁杰生活在泉州。是王仁杰找到了梨园戏，还是梨园戏等来了王仁杰？也许只能解释为命运的安排。梨园戏的精神和王仁杰的气质的确存在着大面积的契合。对历史的认识，对传统文化的探究，对民族心理的琢磨，对文人风骨的坚守，使王仁杰一直保持着传统文人的形象。”

    对传统文化，王仁杰总是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改编《牡丹亭》、《琵琶行》等名著，他始终遵从原著，非常谨慎地剪裁。写戏至今，王仁杰以他对传统的无比热爱，以他坚守戏曲传统的不变应对万变，抵制住了种种发生在戏曲身上的时髦变化和来自金钱、利益的诱惑。这个“戏痴”固执地认为，“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不去写电视剧，多年来一直用他的毛笔、宣纸，用小楷一字一句地描画心中的传统戏，不求功利，有喜欢的题材才铺纸研墨。他说：“用小楷写很累，这样就会惜墨如金，不会写得很啰嗦。我不是想成为书法家，我自己用宣纸印稿纸，甚至写繁体字，我觉得写表现古人的唱词，用这种方式更能深入体会其中的意境。”

    写戏苦，王仁杰常常在最后的截稿期限前黑白颠倒地闭门苦写，以至于每写完一部戏都有种解脱的感觉。找题材难，王仁杰也因此欠下了十几部戏。曾有一部戏他欠了整整十年，最后10天，顶着高烧通宵达旦，躺在床上，想起来一句就爬起来写一句。剧本完成，他也没有力气再看一遍，以至于剧目上演，自己都不敢去看。而这部高烧中“熬”出来的《琵琶行》，又一次把王仁杰的名字印在人们心里。

    为戏所困、为抹不掉的古典情结所困，王仁杰说，他把一生付给了戏曲，痴迷于此，这种情怀永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