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守望内化为文艺创作的良知。古往今来的文艺家都十分看重文艺创作的精神含量，将其视为自己精神追求的寄托和精神境界的展示。文艺创作中价值追求的差异，不仅印证着文艺家本人的层次而且体现出文艺家的实践能力。文艺家“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和“最优化”的价值关系，总是指向他所置身的时代和社会的，在当前特别指向时代的先进性与社会的和谐性。
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是现阶段文化工作的主题。为着肩负起这样一个使命，把握住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守望内化为文艺创作的良知。
一、文艺创作总是体现为一定的价值追求。就创作的动机而言，有倾诉“小我”和代言大众之分；就创作的表现而言，有情感渲泄和情思寄寓之分；就创作的效果而言，有谀世媚俗和醒世化民之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指向性。甚至按马克思的说法，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在实践活动之初就已经以“观念形态”存在于实践者的意识之中了。文艺创作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实践活动，当然也不可能没有创作者的目的性和指向性。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这种目的性和指向性可以视为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鉴于文艺创作及其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们的价值追求就总体而言是属于精神领域的，所以人们才把文艺发展史视为文艺家的精神流变史。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文艺家都十分看重文艺创作的精神含量，将其视为自己精神追求的寄托和精神境界的展示。对于文艺家的创作实践，虽然我们也能读到“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类的戏言怨语；但更多的是“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的壮志豪情，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远虑深谋。的确，尽管文艺创作是一种个体性较强的实践活动，但个体的“寸心”却往往展示着“千古”的得失。
毋庸讳言，即便是属于精神领域里的价值追求，不同文艺家的不同创作实践也是有所差异乃至大相径庭的。纵观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其价值追求在精神品位上有雅俗之分，在精神境界上有高下之分，在精神能量上有巨细之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文艺创作中的价值追求理解为文艺家的“创价”\(即“价值创造”\)活动，文艺家作为实践主体在“创价”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不受制于其自身的品级定位。一般来说，高品位“创价”活动受理性、意志控制，低品位“创价”活动则具有自发性、本能性；高品位“创价”活动多考虑他人、社会、长远、全面的利益，低品位“创价”活动则多考虑自我、眼前、局部的利益；高品位“创价”活动远离本能的控制和约束，与之对应的价值生成将更具选择性和复杂性……这实际上意味着，文艺创作中价值追求的差异，不仅印证着文艺家本人的层次而且体现出文艺家的实践能力。
二、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和文艺家的价值实现总是成正比的。积极讴歌时代精神者将汇入时代精神，积极反映人民心声者将渗入人民心声……这种相关性诚如一位诗人所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繁荣文艺创作的“双百”方针是倡导并鼓励文艺创作多样性的价值追求的。文艺创作多样性的价值追求，既满足着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的社会需求，又体现出文艺生态的祥和、文艺氛围的融洽、文艺思想的活跃和文艺精神的丰富。一部中国诗歌史，就呈现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所谓“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更有)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宋·敖陶孙《臞翁诗译》)。
之所以不厌其详引述上文，我们不是想简单地说明“诗如其人”或“风格即人”，而是想说明从文艺家的价值实现中可以反观其价值追求，有怎样的价值追求就有怎样的价值实现。正是基于文艺发展史的历史经验，胡锦涛总书记在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的讲话中才明确提出：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都要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把四个“都要”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其前提是把文艺工作视为“人类灵魂工程”。在文艺创作价值追求“娱乐化”的时风中，我们多样性的价值追求一定要有其思想道德的底线。人民群众不希望看到我们的文艺成为“自污灵魂”或“出卖灵魂”的东西。
三、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总是朝着“价值最大化”目标前进的。所谓“价值最大化”，是指文艺家作为实践主体所确立的对实践对象的最优价值关系。曾有思想家把这个目标锁定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艺家的实践，在这里当然是指其创作实践。通过创作实践所确立的主体对象的最优价值关系，是指文艺家创作才能的充分发挥和文艺作品创作形态的充分呈现。毫无疑问，对于不同时期的文艺家或文艺家的不同时期，“价值最大化”或“最优价值关系”都是相对而言的。正是在这些相对而言的实践进程中，我们在净化自我灵魂的同时去纯洁人类灵魂，我们在优化自我品质的同时去提升社会品质；我们在积极讴歌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的创作中，不言时瞬“为天地立心”，不弃位卑“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代思想家张载的“座右铭”，在第八次文代会和第七次作代会中，温家宝总理在同文艺家谈心时强调了这段话对他的影响。我以为，他是以包括这段话在内的一些人生格言，来要求我们的文艺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还特别指明这种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文艺家“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和“最优化”的价值关系，总是指向他所置身的时代和社会的，在当前特别指向时代的先进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指向”是与时俱进、与众俱和，“路径”则往往是由内而外、推己及人。这是由我们民族特别关注的理想人格和艺术人格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艺家要实现“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和“最优化”的价值关系，不得不重视理想人格的培育，而理想人格作为一种内在尺度，是通过文艺作品物化为一种审美境界，熔铸为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人格。这就是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实际上，我们文艺家在文艺创作中的艺术追求本身，也往往关涉到道德涵养，所谓“修辞立其诚”、“无欲品自高”就是如此。
四、文艺创作价值追求的良知总是体现为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望。在当前形势下，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坚持以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文艺创作并以文艺创作守望这一核心价值，既是我们文艺创作的必然驱动，又是我们“最大化”价值追求和“最优化”价值关系的必然取向
综上所述，凡文艺创作总体现为一定的价值追求，凡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总同比于文艺家的价值实现，凡文艺创作价值追求的目标总趋向于“价值最大化”；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凡文艺创作的价值追求总不得不倾听于良知，而文艺创作的良知又总是不得不倾心于核心价值的守望。在我看来，文艺创作的良知决定着文艺家对现实人生的基本态度，决定其价值追求的理想人格。王国维《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在这一方面给予了极大关注，如他所说：“‘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实际上，深藏在这种忧患意识之后的，是对国家富强、民族和睦、社会进步的期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要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呢?因为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一般的和谐社会，而是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能够使我们国家和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此，我们需要既能昭示共同理想又能高昂民族精神、既能倡导和谐理念又能把握先进取向、既能凝聚民众意愿又能引领社会思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建设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同时也在核心价值的引领下，我们才会有效地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才会进一步创造我国文化的时代新辉煌。
事实上，当前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舞台剧作品已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电影《我的长征》、《云水谣》、《东京审判》、《静静的嘛呢石》、《三峡好人》等，如电视剧《插树岭》、《西圣地》、《诺尔曼·白求恩》、《雄关漫道》、《长征》、《乔家大院》、《激情燃烧的岁月》、《成吉思汗》等，如话剧《立秋》、《我在天堂等你》，戏曲《迟开的玫瑰》、《村官李天成》等，舞剧《风中少林》、《红河谷》、《红梅赞》等，音乐剧《大三峡》、《星》等……这些作品，或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洞察本质、明确方向；或坚持着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信念，努力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楷模和全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或坚持着凝聚、激励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时代精神，为我们正从事的伟大事业提供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精神动力；或坚持着我们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引导全社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崇高的道德风尚……
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的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在不少界面上，文化的转型与文化的惯性甚至呈现出相当强烈的对峙关系。我们说，文艺创作价值追求的良知总是体现为社会核心价值的守望；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自觉地守望社会核心价值又会不断地唤醒并逐渐地巩固我们文艺创作的良知。当我们的文艺创作追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又投身那一体系的建设之时，我们才可以说是“积极履行”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而这无疑是我们文艺创作“最大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