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宝瑄(《立秋》编剧之一)：性之所近 力之所能

《立秋》似乎成功了，无论是在城市、县城、校园、企业，还是在国际戏剧节或者海峡两岸，一片赞誉之声，一片掌声雷动。但越是如此，我的心似乎越发地冷静。

两年多时间、240余场的演出、海峡两岸观众的检验、海外华人的赞扬，《立秋》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路。回眸观望，感慨多多。若需要总结的话，大致应该是这样的：选题的把握开掘，是晋商最后的绝唱；剧名的立意，是面对收获还是风霜的选择；人物关系的纠葛，是亲情在动荡岁月中的真诚再现；悲剧特质的确立，是将晋商灵魂与精神展示在悲壮的不可逆转的时局之中；而一天时间，大院内相对封闭的空间，则是古典式创作规律在新形势下的现实应用。领导的正确抉择、导演的卓越贡献与气质、舞美灯光音乐的密切配合、演职员们的真情付出，则是该剧一路远行的根本保障。至今日，《立秋》大致实现了我当初的决心：“写一部使所有能听懂汉语的人都能喜欢，都可以看懂的话剧。”

最后谈谈剧名《立秋》的缘起。立秋，一个普通的节气，一个自然气候由热而凉的转折点。它迎来的应该是成熟丰收，但同时也预示着寒冬的降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秋雨愁煞人”。“心”上有“秋”意便成了“愁”。中国传统文化中“悲秋”的情节延续了几千年，秋之萧杀与人之断肠总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而艺术作品，要有一个可以“组成本质的个别标志”来作为寄寓主题、情感的载体。立秋，作为具有内涵的“特征”，便成了该剧隐语的凝聚点。

以往描写晋商的作品，大多着力与晋商创业的艰辛、成功的辉煌、家族的悲欢。换个角度找寻反思的基点、批判的准星、赞扬的精神、诚信的诠释，使人们在悲壮的结局中灵魂得到震撼、思想得到启迪、精神得到升华，是我们创作本剧的宗旨。而本剧最后一句台词“立春”，则寓意今日山西和祖国的腾飞和崛起。因为相对于“秋”而言，“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

作为一名业余编剧，对创作而言，没有任务所困、时间所限、虚名所累，有的只是心灵所察、人性所至、真诚所趋、情感所发。而“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是我多年行为的一个原则，也形象地展示了我对《立秋》创作始末的一种心态，就拿来用作题目了。

查明哲(《立秋》继任导演)：接过老师的导筒

对话剧《立秋》，我有很多话要说，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是我继承陈顒老师未完成事业的结果。我和陈顒老师虽然个性互异，生活积累、情感特征、艺术生涯都各自不同，但艺术精神、价值取向却和谐一致。我从陈顒老师那里得到的，不是场面创造灵感、舞台处理风格或人物塑造角度，不是什么特别具体的技巧和方法，而是热情的人生态度与严格的艺术追求相统一的情感内容：一种厚重的精神财富。其次，这部作品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为《立秋》这个戏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写晋商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而是截取了其走麦城一段，敢于认识衰败，并发问我到底输在哪里，加上思辨性的矛盾设置，使得全剧既有戏又有人物。

作为话剧《立秋》的第二导演，我导演过程中力求既保持老师遗作的艺术风貌，又创造性地进行改动调整，从而使舞台呈现和演出效果更见光彩。排练中，我继承了陈顒老师舞台追求的热情、激情、抒情所构成的诗情热度、理想高度与认真力度，不浮不躁而扎实沉毅，不轻率不鲁莽而从容稳重，精雕细刻，潜心创造，希望能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更加有内容、有分量、有特色和有个性。

《立秋》的舞台创造是一次名副其实的“艺术接力”，是“顺接”。刚接手《立秋》时，听到结尾一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觉得有点宿命的感觉，于是想改一下；但若改了结尾，就改了整部剧的立意。但我想，剧中主人公有句台词“我不服啊！”这恰是老师要表达的晋商精神。于是我把结尾的台词改成“大雪之后，是立春。”因为立春象征着晋商“人死而精神不死”的态度。 (本报记者孟祥宁根据采访整理)

董怀玉(《立秋》主演之一)：《立秋》承载的不仅是晋商精神

对我来说，演马洪翰是一个挑战。台词量很大，每场都要声泪俱下。《立秋》内涵太厚，自己要动情，要以情带声，还要对人物作准确的定位。我没有把马洪翰看成简单的保守派，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性格缺陷的、失败了的晋商英雄来看。一方面，他传承着我们传统文化中一些可贵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抱残守缺，封闭保守。他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很有霸气，可是在母亲、女儿面前，他又很有人情味，体现出受过儒家教育、很有传统文化色彩的特点来。这些性格的矛盾使得人物更加丰满，而事实上，这样的理解也是受到观众认可的。《立秋》所承载的不仅仅是晋商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没有取晋商繁盛时期作为切入点，而是从它的衰败中注入某种批判和反思，很震撼。从我们今天来理解，晋商精神真是我们民族不可多得的财富，观照历史，结合现在，对我们思考今日山西的走向，思考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很有参考的价值。 (本网记者郑荣健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