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电影《我的长征》是我第三次走长征路了！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已有许多，我们将如何创新、突破、超越呢？真正的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在于拒绝对过去的重复，总在不断创新——新视点、新思路、新手法；不断突破——破模式、破旧观、破老套，总在不断超越前人与自我。

大事件自然适宜于全景式的表现，但全景式并不意味着是对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行面面俱到的表述，更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宏观审视气势磅礴，微观描述同样可以恢宏大气。《我的长征》不是讲一串长征中局部的小故事——这在以往的长征题材作品中并不鲜见，而是以小见大，通过主人公、红军小战士王瑞的亲历，折射出长征中若干重大事件：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战——乌江大捷——通过彝区——飞夺泸定桥，乃至作为情感延伸、作为尾声表现的雪山草地。此外，毛泽东、贺子珍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而将刚刚生下的连名字也未来得及起的女儿留在苗区，也极大地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因此，《我的长征》是以王瑞在长征中骨肉生离死别的遭遇和他的成长为主线构成的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影片，具有大片的品位。

在演员的选择上，我曾设想除饰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子珍的演员外，众多红军基层指战员一律选用非职业演员，从江西农村找，从凉山彝族自治州找，而职业演员的表演要向非职业演员靠拢。只是由于任务紧迫，缺少对非职业演员的基础培训时间，才另立方案。然而，我依然在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3所高等艺术院校的表演系学生中物色演员，并要求他们向“原生态”的表演靠拢。即使这样，也不选“帅哥靓妹”，而是质朴型的。他们并不怎么知名，他们的表演也许显得有点稚嫩，但是肯定会更具亲和力。只有彝族红军战士达尔火，是由彝族非职业演员秋风饰演。那略显黝黑的肤色和粗犷的外形，那淳厚而剽悍的气质，是“演”不出来的。

对摄影来说，其原生态的表现主要是表现出战争的真实状态、氛围，不能虚假。举一小例，猛烈的炮弹爆炸会是一个轻飘飘的火球吗？要凝重，要浓烈。对人物的刻画要表现出质感，尤其在近景镜头中，要看得出人物没有光泽的头发的干枯、皮肤的粗糙和粗布衣服的布纹。

原生态的概念与造型感、形式感并不矛盾。影片开篇时血战湘江中江东镇的一组残酷战争的镜头，运用数字特技制作成一个镜头，一气呵成，使影片的形态十分新颖，虽形式感强却依然具有原生态的真实美，且充满诗意化的韵味。又如作曲，10年前我拍《长征》时，在音乐上曾运用声画对立的手法，以委婉凄美的《十送红军》与惨烈的战争景象相对立，从而在视听上引发观众的想像，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此次在《我的长征》中，作曲家谱写了雄浑的交响乐，以此与淳朴的原生态影像形成另一种别样的对立，大反差可以形成一种当代的审美感，强化着原生态。

“地球的红飘带”、“遵义城头霞光闪”、“铁流两万五千里”，这是后人以诗的语言对长征的讴歌与赞美。真实的长征是极其残酷的，具有浓重的悲剧性。穿越令人难以想像的蛮荒草地，随时有陷入沼泽的危险，红军战士不会嘻嘻哈哈地奔跑，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不应肤浅，艺术创作自然需要对生活进行提炼和升华，但不能失去真实，这就是我希望通过强调原生态去达到的艺术效果。

在长征途中，红军先辈们战胜了令人无法想像的艰难困苦，令人荡气回肠。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何尝不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何尝不是出于求生存本能的一种惊心动魄的爆发力！而这种力量的源泉来自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正如一位文艺理论家所说：“信仰是一种精神支柱，这是世界性的东西。信仰可以使精神变物质，信仰到了极限就变成了力量。宗教是这样，何况是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