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如何让艺术作品焕发出更大的生命活力,如何在新的征途上再创新的辉煌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在此次盛会上,许多代表都谈到了文艺创作中的创新问题。在文学创作中,创新都包括哪些方面?我们当前的文学要创新又面临着哪些困难?就这些问题,几位作代会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编者
记者:您是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密切关注者和评论者,请您谈谈近年来文学创作呈现出哪些新趋向?
雷达:这个问题比较大,短短篇幅难以说清,这里我主要以小说创作为例,限于篇幅也不举具体的作品,就概略说一说近年来的一些变化。这几年,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在审美取向、书写风格等方面都有很多变化和探索。近年来虽然关于文学边缘化的声音很多,但长篇创作的实践证明,文学并没有在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边缘的状态中寻找位置和转机,通过自主创新,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不断地增生新的生长点。
自上世纪末以来,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创作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05年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和网络,大陆正式出版和发表的长篇小说达4000部左右,每年有800部之多,平均日产两部还多。把今日中国之长篇小说,放到世界的和经典的大背景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来要求,我们也许还不甚满意,但是,综观长篇创作的整体气象,却不能不为它空前的兴盛、广阔、多样、丰富所感染,所浸润,所振奋。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概括力、思想内涵、艺术水准和叙事能力,都在逐渐摆脱“引进”与“回归”的依赖性,形成了本民族独立的、丰茂的叙事美学特色,引起了国内外的重大反响。
近年来文学创作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新世纪以来,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当然,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这几年在各方面都有发展和变化,在纯文学领域,乡土叙事凭借惯性仍占很大比重。在新的世纪,许多作家仍坚实地立足乡土,守望乡土,讲述中国乡土的忧患、痛苦、裂变、苏醒、转型,讲述世纪之交的乡愁和乡村新人格的艰难成长。而且,相当一批作品超越政治的和经济的乡村,而进入了文化的和想像的乡村。很多作品不仅关心农民的物质生存境况,更加关心他们的灵魂状态、文化人格,关注他们在急遽变革的大时代中精神世界的震荡,于是把重心放到中国农民在现代转型中的精神冲突和价值归依上。
历史题材创作方面这几年也收获丰盛。强烈重诉历史的欲望,正是大转型时代现实精神诉求的反映。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偶然性,甚至破碎性,重新诉说历史,重新发现历史中的现代精神,或还原历史,或解构历史,或消费历史,这些都使得历史题材领域变得空前复杂,审美趣味变得更加纷纭,昔日正统的一体化的历史变成了多样化的可做多重解释的历史。
新世纪文学对于“人的再发现”这一重要精神课题也在原有基础上深化着,那就是更注重于“人的日常发现”。近些年来,一些作品更加注重“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人,并以“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作为“灵魂重铸”的内在前提和基础。其中,随着近年来知识分子人格研究和女性问题研究的深化,写人,在这些人群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也格外多些。
现实写作这几年也有收获,很多作品涉及到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一些问题,揭示当今尖锐的社会矛盾。我认为其中最富于生命力的是“打工文学”这一领地,它最具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它的基础仍是城乡二元冲突,不过场景搬到了城里,遂衍生出无数新的主题。
记者:您刚才说把今天中国的长篇小说,用世界性的、经典性的眼光看,或者按“伟大的中国小说”来要求,也许还不甚满意,这些不满意之处在哪里?
雷达:明白我们的缺陷才更有利于创新。
从审美方向来说,今天的文学有形形色色的花色品种,但精神探求的力度不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声音。不少创作者抢占市场的意识很强,沉思默想的劲头不足。作品缺乏思想的魄力和张力,这依然是根本问题。许多作者热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都市,服务于消费,却往往疲于思想精神的探求,以至缺少坚实的思想质地,缺乏整体性,缺乏“社会意象”。
乡土写作从整体看来仍遭遇困境,主要问题是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的启蒙话语或一般的寻根反思话语上,应该有所拓展,强化现代性眼光,把更多精力用到研究新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成长上。所以,有一些作品在努力发掘乡土中蕴含的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上,一些作品在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生态问题延伸,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还有乡土写作也必须继续要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等等方面延伸。突破用熟知的一套观念写农村、农民,找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结点。
随着题材重心的大幅转移,“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的关系也成为今天突出的矛盾。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但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
“日常化”、“世俗化”趋向无疑产生过许多受欢迎的作品,但其中文学的崇高感、理想精神不足,英雄文化疲软。人类总不会满足于平庸,崇高感的鼓舞,英雄文化的豪情,在任何时候都是令人神往的,何况全民族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肯定需要开拓精神的激扬。在扬弃了伪崇高和伪浪漫之后,我们的文学似乎一直难以摆脱价值迷茫的困扰。没有现实的英雄偶像,人们只好到古代传奇、新武侠小说、好莱坞大片中去寻找替身,寻找满足,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终非长远之计。看来当代文学要发挥出阳刚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当代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发现和重塑。
个人化写作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内涵稀薄。它们超越人文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要真正深刻起来是否应该再超越性别话语,回到人文话语?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使这种“个人化”日渐“干涸化”,生发不出崭新的意义,整体上缺乏足够的精神维度。
历史题材创作里,正剧、戏说、解构、翻案,形态多样,这都是市场经济时代和现代转型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的反应,带有某种必然性,即使某些戏说之作,若不是多到不可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把历史涂改得面目全非,让青少年误读了中国历史,那问题就大了。显然,这一领域存在着纷纭缭乱的眼光,有的翻案文章做得太离谱,已违背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被证明属于规律性的东西。我认为重要的是,在这五色杂陈之时,在主导方面体现出理性的历史精神就可以了。
总之,当今的文学称得上数量浩繁,缤纷多样,再加上各种“炒作”和“命名”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然而,冷静地看,又会感到这种“多元”胜景还有一些虚浮成分,甚至遮蔽了某些重要方面的阙失。比如,在文学功能得以全方位展开的同时,是否存在一些功能膨胀了、一些功能萎缩了的情景?是否因之带来文学生态的严重不平衡,并导致了文学功能的弱化?这些都应促使我们继续重新深入思考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同时思考什么是“文学本身”和“回到文学本身”,什么是文学的活力之源和创新之途?
记者:创新对于文学的意义怎样?要克服您上面所指出的哪些缺陷,应该怎样努力?
雷达:人们常说,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事实上,创新何尝不也是文学的生命?没有创新,文学就没法前进。迈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无创新性至关重要。首先要看到,本土化写作的复兴和各式各样的新探索,是近年长篇小说书写风格变化的突出表征。不少作品给读者提供了新奇的阅读感受,给当代小说注入了陌生的新质素,力图扩开正在日益凝固化的小说视野,发掘一些尚未引起重视但却极有价值的新的题材资源,并致力于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博大和神秘,重新营构本土化叙述的神奇和绚丽。
长篇小说是当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近年来,这一文体的观念悄然间在发生位移,原先的经典性解释和定义虽在,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和重构。自上世纪末以来,编年史的、史诗化的、侧重于宏大叙事的长篇观念,渐渐被多样化的更加自由活泼的叙事观念代替,长篇创作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了。但从深层看,关键不在于长与短,而在于如何开发艺术表现的无限可能性。
当我们从大量阅读中抽身出来,俯瞰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固然会感到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感到,不少作家对于我们的时代、社会及其精神存在方式,尚缺乏一种整体性的把握和体察,因而也就缺乏雄健的艺术概括力和重构力,这已经影响到了大作品的产生。更有甚者,如有人批评的,有些作品已经或者正在失去与时代对话的能力,失去道德担当的勇气,失去应有的精神含量,这的确也是一部分事实。
面对21世纪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新格局,如何重铸民族灵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变得十分迫切。我们更希望的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作出强有力表达的文学。
因此,对文学创作而言,最根本的应是关怀灵魂,关怀人的生存状态,以人为本。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人们最需要的是富于钙质的作品和呼唤真情的作品。所谓钙,不仅指人格、良知、正义,还应体现于钙质的本土生成。它是一些坚硬的质素。凡是揭示民族性格的作品,都是有钙质的。文学的钙体现在作品的精神追求上,体现在作家的人格精神上,体现在对人的灵魂的关注上。这样,从重铸民族灵魂的高度、从表现人性的深度和人类性含量的丰富程度、从世界文学所展现的人文内涵等各方面来看,我们的文学才能显示出走向成熟和深湛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