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让我代表她发言，但实际上我很难代表她，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因为我是长征人的后代，没有长征等于没有我。我母亲王定国是四川人，我父亲谢觉哉是湖南人，如果没有长征，他们俩人就见不了面。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他们才在长征路上第一次见面，１９３７年后，他们就结婚了，１９４２年才生了我。我想作为长征人的后代，讲讲我的心情。

    今年是长征胜利７０周年，不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就作为一个后代来讲，我认为确实像老前辈们讲的，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虽然它只是那么一次行军，历时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应继承它的精神：坚定的信仰和科学的策略。这两条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一个人、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能找到信仰，而且能坚定地执行下去，是不容易的。我父亲在１９２５年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已经４１岁了，长征的时候他已经５１岁了，这么大年纪，而且受过完整的旧社会的教育。在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他中了秀才，之后又在湖南教书，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国民党，并在长沙办报。他为什么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又选择了共产主义，又选择了共产党。而且当党到了这么艰难的时刻，他也跟着长征。我觉得他是在斗争中、在艰难困苦中去寻找自己到底信仰什么；什么样的理想才能够解放自己，能够解放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富强。我母亲的经历和背景与父亲完全不一样。我母亲是穷人出身，当过童养媳，所以她１３岁就参加了地方上的革命，参加了川东游击队。这是王新兰的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队。她参加长征时已经２２岁左右。我母亲参加革命，一方面是生活所迫，一方面是为了自身的解放和穷人的解放。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是文化人一个是农民，而且隔得那么远，他们是在艰难困苦的形势下，不断通过斗争去寻找理想，寻找到了正确的理想，就坚定地执行下来的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长征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今天我们党在带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就是选择了改革开放和通过经济建设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这是建国后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后碰了很多壁、经过很多困难，我们党重新找到的一条路。在新的“长征”中，我们找到坚定的信念，然后执行。

    第二是科学的策略。为什么三个方面军能成功会师。其实长征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固定、明确的计划，四处被围追堵截，不然为什么要四渡赤水。但是由于我们在遵义会议选择了毛主席，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和策略，一年之后，红军能在陕北落脚，在日本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科学地决策。现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并不断壮大起来，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我认为这是科学策略的结果。现在我国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我们能坚持既定的方针，老老实实把国家搞富强了。过了二三十年后，现在我们进行的“新长征”的成果就会显现出来。在美国的霸权主义之下，中国能立于不败之地，关键也是有了科学的策略。

    如果没有长征，可能就没有我。我就不知道谁是我，我是谁了。纪念长征胜利７０周年很重要的就是记住我们的父辈是怎么走的这条路，怎样建设的新中国。我们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新长征”，这不是一天就能走完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还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走下去，这就需要坚定的信念和科学的策略。今天我们去走长征路是应该的，但是现在的雪山、草地和过去的完全不一样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如何进行新的“长征”，科学的决策非常重要。长征是我们的魂，我们都应该吸取长征的精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包括我们电影界今天也处于很艰难的境地，使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界中取得应有之地，这些都要求我们吸取长征的魂。

    我母亲现在身体挺好的，她眼不花，也不去医院，除了每年去检查一次身体外。我觉得她能保持健康很主要原因的就是她有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心态。她没上过学，可她现在还坚持自学，写书、写诗、写字。从她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虽然我上了那么多学，连教授都当上了，可我觉得老红军们身上的这些精神和智慧我们还没有完全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