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41个春秋后，当年演唱《长征组歌》的演员如今已两鬓斑白，但他们火热的心中仍时时回响着一支共同的旋律——《长征组歌》。作为《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唐江老人，说起当年排练演出《长征组歌》的情景依旧兴奋不已。
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自指导创作排演
41年前，肖华满怀激情写下了气势磅礴、感人肺腑的《长征组诗》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３０周年。之后，北京军区接到了来自总政的任务：要求北京军区司令政委亲自挂帅，现场指导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排练、演出。那时，正在大型歌舞《东方红》中担任执行指挥的唐江被委以重任，担任《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
《长征组歌》的排练演出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关心。尤其在创作、排练《长征组歌》的前期阶段，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北京军区领导同志都对《长征组歌》的创作予以亲切关怀和指导。在《长征组歌》近两个月的排练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亲临现场进行指导。他不但听唱，学唱，还指导演员们怎么唱，怎么更好地用歌声表现红军在长征途中所遭遇的艰难险阻。“好听、好唱、好学”是周总理当时对《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提出的具体的要求。周总理希望《长征组歌》全体演职人员能够沿着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路子，创作像《黄河大合唱》那样真正受老百姓喜爱的优秀作品。对于《长征组歌》中《告别》、《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等多个段子，周总理都能熟练地背唱。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观看了《长征组歌》的演出后，也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邓小平认为组歌中第二曲原有的歌词太悲壮，建议将其更改为“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唐江说，修改后的歌词比原先更精炼了，表现了在毛主席的正确引领下，漫漫长征有了新的曙光与希望。
罗瑞卿、杨成武等老将军绘声绘色讲述长征见闻
当年担任团长、师长的老红军也经常为《长征组歌》演职人员讲述红军长征途中的所见所闻。唐江说，为了让演员更好地诠释作品，罗瑞卿、杨成武等老将军经常给剧组介绍《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罗瑞卿说，《告别》是描写当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第五次反围剿宣告失败，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艰难的长征道路，在实行战略转移时红军与乡亲们告别的情景。面对困难，毛泽东鼓励前来送别的苏区老乡和地方干部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毛泽东告诉红军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胜利返回的。
为了让演员准确地表达出歌曲《告别》的内涵，杨成武又满怀深情地说：“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大撤退时，谁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回来，在和自己的父老乡亲离别的时候，军民感情沉重，难舍难分。尽管有留恋之情，但又有决心还要回来。这种复杂的感情不同于一般的告别。”杨成武还说，很多红军在飞越大渡河战役中牺牲了，非常悲壮，演唱《飞越大渡河》时既要表现出悲壮的心情，也应表现出充满战斗性的、不怕牺牲的精神。
老将军绘声绘色的讲述，激发了《长征组歌》演职人员心中的热情，他们调整好情绪一次又一次投入到排练中，以饱满的情绪再现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
学红军，唱红军，要做红军接班人
唐江认为，那些根据红军长征的历史，为《长征组歌》设计场面、舞台背景的舞美专家等也都是参与创作《长征组歌》队伍中的一员。比如，根据歌词设计舞台上细小动作的专家会告诉演员什么时候面朝上看，什么时候面朝下看最合时宜；在第二曲开始时，怎么表现冲锋的场面；在第三曲时怎么表现遵义会议的场景；在第四曲中，如何歌颂毛主席用兵如神等，这些细致入微的场面设计都有专家参与具体的舞台设计。
当时群众参与创作《长征组歌》的口号是：“学红军、唱红军、誓做红军的接班人”。在这个口号下，许多群众踊跃加入到《长征组歌》的排练、修改、演出活动中。比如，《过雪山》这一幕讲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在这期间，由于严寒很多战士被冻死了；由于路遇泥潭，很多战士陷入泥潭牺牲了。在台下观摩排练的群众认为，单靠歌声无法表现当时悲壮的场景。于是就纷纷出主意，建议在舞台上设置一个造型，做成一个雪崩以后的舞台造型。为了能更好地表现红军心连心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群众还建议演员演唱时背靠背坐在地上，从而表现出在无依无靠茫茫的草原上，战士们心连心齐心渡过难关的决心。
唐江认为，《长征组歌》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够在群众中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离不开许许多多在二度创作中尽心尽力的无名英雄。因此应该说，《长征组歌》是一部集中央领导、专家、群众的多方力量而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在排练《长征组歌》期间，唐江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他不仅要听领导的意见，还要采纳专家、群众的意见。比如，在排练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和声、节奏等作曲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都要放到排练后，依靠晚上仅有的一点时间进行调整、修改。那时，为了赶在早晨8点之前，把修改好的乐谱交给演员进行排练，唐江经常与专家们一起工作到凌晨四点，之后再抓紧时间把已经修改过的乐谱交给乐务组进行修改。
为了更好地排练《长征组歌》，当时合唱团提出要学习《东方红》的协作精神，并且提出了“三严”：严格要求、严肃态度、严密组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将其完整地展现在舞台上。唐江说，没有“三严”精神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他们一天分三个班，基本上是１２小时不间断排练。在休息过程中，演员还在不停地练习。比如七曲中有一段很难的打板，要求演员既要打在节奏点上，又要打出精神状态来，有一些女演员总是打不好，常常是急哭了，抹干眼泪，趁着大伙儿休息时，抓紧时间再练习。
剧组的演员们不畏严寒酷暑排练、演出《长征组歌》的情景也给唐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１９６５年，中央领导首次审查《长征组歌》排练，那时正值七八月酷暑，演员们穿着厚厚的棉服站在台上，在强烈的舞台灯光的“烘烤”下，有五六个同志晕倒了。为了防止前排演员演出时因为舞台温度过高而晕倒的现象发生，一些队员就采取互相拖拽衣服的办法，即后面的演员紧紧拽着前面演员的衣服，以达到提神的作用。１９６５年寒冬，《长征组歌》的队员们一起来到河北邯郸，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里，演员们身穿单衣在露天的演习场为战士们表演。演到一半的时候，有的演奏员手已经近乎冻僵了，声音也不那么自如了，不仅身体哆嗦，歌声也颤抖了。台下坐着的一千多名战士被台上演员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们与台上的演员一同放声歌唱，台上台下顿时歌声连成一片。演出一结束，几十名战士立刻冲到台上，他们脱下身上的大衣，流着眼泪给演员们披上。
《长征组歌》轰动东欧
1966年初，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长征组歌》合唱队，跟随他出访东欧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出国人数的限制，合唱队进行了缩编，由原先的60人改为了18人。18个演员，不仅要参加合唱，还要分别担任独唱、领唱、朗诵、舞美等任务。战友歌舞团还为此组织专门力量对其进行了从乐谱、配器、声部到动作、队形、布景的全方位的重新编排。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6年6月5日，剧组正式随周总理出访东欧。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访问团每到一个城市演出，都好评如潮。唐江说，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演出的那一场，有11万名观众观看演出，号称是“倾城出动”，体现了中阿两国人民深厚的友谊。在罗马尼亚演出时，一位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找到唐江要求看组歌总谱，并感慨地说：“你们的合唱队员不多，乐队人手也不多，却很像大的交响乐团，唱得很协调，声音很洪亮。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乐曲是怎么写出来的，真是太美了。我很想看看你们的总谱。”此外，不少外国友人对乐队所使用的笛子、二胡、三弦、板胡等民族伴奏乐器独特的音色，以及其在乐队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赞不绝口。外国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还争先恐后地与演员们合影，对“着布衣、打绑腿、穿草鞋”夺取革命胜利的红军充满了崇敬。
新时期继续高唱《长征组歌》
当年演唱《长征组歌》的演员们早已退休，但他们仍经常和唐江聚在一起，回味《长征组歌》气势磅礴的歌词，感人肺腑的旋律。1998年春天，当大家又一次在聚会上唱起组歌的时候，一个共同的心愿迸发了，要成立老战友合唱艺术团，继续高唱《长征组歌》。很快，40多位当年首唱组歌的老战友就聚集到了唐江的周围。
自从老战友合唱艺术团成立后，每周日都是唐江最为忙碌的日子，因为合唱艺术团风雨无阻地每周日都要进行排练。尽管演员们居住在北京城的各个地区，有的还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但无论严寒酷暑，他们都准时参加排练演出。现在，老战友合唱艺术团成员已经发展至120人，成立8年来已演出了180多场。
有些人不理解，问唐江为什么老唱那些传统的作品。唐江说，从41年前《长征组歌》首演到现在，原战友歌舞团和现在的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加起来，一共演了1500多场，他一共指挥了700多场。合唱艺术团就是靠这种传统的精神来支撑，这不仅是合唱团的立身之本，也是老战友合唱艺术团与其他合唱团的区别之一。《长征组歌》是老战友合唱艺术团的品牌。多年来老战友合唱艺术团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获得了全国合唱比赛一等奖、全军合唱比赛一等奖、全国老年合唱比赛一等奖等奖项。虽然《长征组歌》的主要演员已经换了七八代，合唱队员也已更换了500多人，但大家都视高唱《长征组歌》、弘扬长征精神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唐江认为，《长征组歌》所弘扬的长征精神，不仅要在部队里继续弘扬，还应该在新时期的青少年中得到传承、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