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在研究《长征组歌》的创作，实在困了，就把办公室当寝室。
记者(以下简称“记”)：萧华将军于1965年完成了《长征组诗》的创作，之后您和晨耕、生茂、遇秋4人开始共同为《长征组诗》谱曲，完成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创作。请您谈谈当时的创作背景？
唐诃(以下简称“唐”)：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当红军踏上黄土高原这片土地时，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明年，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条路，二、四方面军，要从这里上来！”果然，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1965年萧华用他的心血和激情创作出了《长征组诗》。同年，总政治部指示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举办两台文艺节目，其中特别提出了要在《长征组诗》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大型声乐作品，以此来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献礼。
记：当时是怎么找到你们4个人来共同为《长征组诗》谱曲的？
唐：为《长征组诗》谱曲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当时还没有人能够独立胜任这项工作，因此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4个人的肩上。我们4个人当时都在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工作，在作曲方面也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晨耕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新战士王二发》等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不仅善于创作大型作品，还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能够很好地团结身边的同志，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生茂对中国各地的民间音乐，如云南的花灯、江西的采茶调等都钻得很透，写的旋律又快又好，能够熟练地将民间音乐的精华加以消化，变成新的素材运用到创作中。遇秋曾经在上海音乐学院接受过７年专业训练，在钢琴、作曲、音乐理论等方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
记：能谈谈你们当时的工作环境吗？
唐：从开始创作到声乐初稿的完成，我们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创作基地就在晨耕的办公室。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在研究《长征组歌》的创作。实在困了，就拿办公室当寝室。
记：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唐：写完第七曲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第八曲该用什么样的音乐？第八曲表现的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配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师。之后，中央把大本营设在了陕北，还为此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如何才能更好地用音乐来表现这一内容呢？我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与研究。后来，我们决定用湖南花鼓音乐来刻画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老红军激昂的情绪和饱满的斗志。到了第九曲《报喜》，我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报喜》表现的是红军在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后，正在北移，到了陕北的第一方面军在怀念二、四方面军。后来，我们采用了江西采茶音乐来刻画红军女战士怀念二、四方面军的心情。
记：到了第十曲，你们仍运用了在第一曲时曾经使用过的音乐素材，但是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却有所改变，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唐：为了使音乐能够前后呼应，我们采用了相同的音乐素材。但由于第一曲与第十曲所表现的时间、地点、情绪都不太一样，第一曲表现的是红军有些不舍得离开根据地的心情，第十曲则是表现三大主力会师时的热烈情绪。由于这两曲在表现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因此形式上自然也就有所区别了。
《长征组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萧华将军多年积淀、有感而发、勤奋创作的结果。
记：萧华在红军中历来有儒将之称，他写的歌词深入人心，颇受指战员们的喜爱。您在为《长征组诗》谱曲时，曾与萧华将军有过多次接触，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唐：萧华是一位老红军，18岁就担任了红军“少共政治部”的政治委员，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参与了关系红军命运的强渡大渡河战役。由于当时的战斗气氛过于紧张，司号员连号都吹不响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作为指挥员之一的萧华夺过司号员手中的号，吹响了冲锋号。通过这件事就可见萧华的英勇果敢。在与萧华的接触中，我们都觉得他虽然身为将军，但很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萧华还经常广泛地征求各方的意见。他身边的人，不管是将军、作家，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有人对《长征组诗》的创作提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他都从“谏”如流。当时，作曲家石磊同志就曾提出，他的诗中所运用的“干人”两个字普通老百姓不太容易懂，希望他能够换成普通老百姓通俗易懂的文字。萧华当时就听取了石磊的意见，很快就把歌词中的“干人”两个字改成了“亲人”。在完成了《长征组诗》的创作后，萧华将军到杭州养病，在那儿又连续发表了许多诗作。我和晨耕、生茂、遇秋到杭州看望他时，还阅读了他创作的一些新诗。我们称赞道：“萧主任，您写诗词速度真快！”这时，他身边的秘书李圭就在一旁笑着说：“你们不知道吧？咱们萧主任现在已经是熟练‘工人’了！”我们也由此感受到，萧华将军创作的勤奋。这也说明了《长征组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萧华将军多年积淀、有感而发、勤奋创作的结果。
记：除了看望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萧华将军，你们是否还就《长征组歌》的创作进行了交流与沟通？
唐：那时我们刚刚完成《长征组歌》声乐初稿的创作工作，因此到了杭州后，我们就向萧华将军汇报了《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正在养病的萧华抽出了10个上午的时间跟我们4个人进行交流。我们每天研究一首曲子。如果有建议，我们就当场进行修改。比如，为了让组诗与音乐更好地结合，萧华将军还将《长征组诗》中一些诗句进行修改以适应音乐发展的需要。总体来说，萧华对我们的声乐初稿表示满意，没有提出过多的意见，没有进行太大的修改。
周总理特别希望我们能充分运用艺术作品把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人们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新生活。
记：周总理生前曾多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他老人家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
唐：周总理经常来观看我们的排练和演出，每次看演出时，他都十分兴奋，表示要把10首歌都学会，后来他也确实学会了这10首歌曲。周总理特别希望我们能充分运用艺术作品把长征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人们能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新的生活。除了给予鼓励，总理还对我们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希望我们能清楚地划分前两曲与后八曲的音乐情绪。总理说，前面两曲表现的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红军的面貌，然而从第三曲开始，表现的则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并建立根据地，显现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也就是说，前二曲与后八曲的音乐情绪不一样，有很大的变化。
此外，周总理还认为，原稿中的第九曲不能够很好地发挥演唱者马玉涛的嗓音特色，希望我们能再做一些修改。后来我与晨耕又重新改写了一支曲子，并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的总理办公室，由我们俩一起唱给总理听。总理听了我们的演唱后说：“如果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旋律，可以在原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不必推翻原稿重新谱曲。你们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自己处理。”后来，我们在原稿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即在结尾的地方做了一些处理。后来，马玉涛很出色地演唱了此曲。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关键是要发扬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奋斗的精神。
记：1975年，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展览剧场连续演出了40余场，场场都非常火爆。
唐：当时每场都吸引了很多群众，场场座无虚席，甚至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为了能一睹《长征组歌》的演出盛况，很多群众买不到票，但仍满心欢喜地坐在楼梯通道上观看演出。很多老红军都观看了演出。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后来又加演了几场。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能听到群众哼着《长征组歌》的旋律走出剧场。那时，在大街小巷也经常能听到有人哼唱《长征组歌》。
记：作为《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您认为《长征组歌》的魅力在哪里？
唐：我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性和艺术性在这部作品里得到了比较好的结合。从艺术方面来讲，这部作品较好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生动地表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豪迈气概。从群众性来讲，由于当时我们对传统的合唱形式进行了一番改革，拆开固有的合唱“墙”，加入了幻灯、新造型，还有许多场景变化，吸引了很多群众。在当时，《长征组歌》的这种创新可以称得上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合唱“革命”。此外，为了更好地普及《长征组歌》，我们一共出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合唱本、总谱本和解放军普及本，以方便不同的群众学习演唱。
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许多地方正在排演《长征组歌》以纪念这一伟大的胜利。您认为在新时期演唱这部歌曲具有怎样的特殊意义？
唐：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关键是要发扬红军在长征中艰苦奋斗的精神。近期，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中特别指出了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仅是老红军的优秀品格，也应该成为当今社会人们的美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