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出发长征。那时，我刚刚出生19天。
红二、六军团将要离开湘鄂西的行动，从九、十月份就开始准备了。我母亲蹇先任正怀着我，临产在即。当时，父亲贺龙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军团领导人都在为母亲的临产而焦急万分。如果长征出发时母亲还没有分娩，那母亲就必须留下来。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呢？敌人会用百倍的疯狂来报复红军离去后的苏区群众。因此，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父亲贺龙不断通过电报关切地询问我母亲的信息。
部队出发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母亲更加焦急，她恨不得我快快出生。11月1日，照顾她的卫生员因事外出，屋里只剩下她一人的时候，我突然出世了。因为屋内无人，母亲只好自己用剪刀剪断脐带。当我来到人世发出第一声啼哭的时候，母亲笑了。因为我终于赶在长征之前出生，她可以随队长征了！父亲在前线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极为高兴。刚好前线打了个大胜仗，真是喜上加喜。他风风火火地快马赶回洪家关的贺家老屋，一进房门就把正在熟睡的我抱了起来。我一下被他的胡须扎醒了，哇哇地大哭起来。父亲喊着：“哭吧！哭吧！我天天盼着听你这小毛毛的哭声呢！这一下可好了！你哭出来了！喊出来了！好哇！”
为了祝贺我的出生和刚刚取得的一场胜利，父亲和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伯伯、叔叔一起喝起酒来。父亲说：“小毛毛出生了，还没有起个名字呢？”
肖克说：“小毛毛一出生部队就打胜仗，好兆头，就叫捷生吧。”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
我快捷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可难为了戎马倥偬的父母。部队长征在即，我这刚出生的婴儿是随行？还是忍痛割舍？父亲把一位亲近的亲戚找来，对他说：“部队这次走的很远，要越过千山万水，越往前走，气候会越冷。毛毛刚刚出生，实在是没法带起走，留给你抚养，好吧？”
那位亲戚满口答应，可是左等、右等，那位亲戚没来接。父亲亲自去登门拜访，邻居说，全家人几天前就都搬走了。父亲当然明白人家有顾虑，也理解人家的顾虑。回来对母亲说：“看来没人敢要这孩子。罢了，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孩子我们带走。只是你要多辛苦些了。”
母亲把我抱起说：“再辛苦我也要把你这小毛毛带走。无论路有多远！无论……”
11月19日，面对敌军一百多个团的疯狂“围剿”，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与已经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凝聚抗日力量，由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称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
当时，部队为了长征，进行了轻装精简，把老弱病残人员都留了下来。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能带吗？为此，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党委专门开会进行了一次研究，最后的决议是：先把娃娃带起走，路上遇到合适的人家再送人吧。母亲很伤心，她知道这个决议意味着随时都可能和自己这个初生女儿生生别离。就这样我跟着红二、六军团长征了。当红军的妈妈蹇先任把刚刚诞生19天的小生命放进箩筐，背在身上，随部队出发了。一踏上征途，便是险象环生。天上有飞机侦察轰炸，地面有敌军围追堵截，又值寒冬季节，风雪交加。“坐月子”的母亲和襁褓中的女儿一步不落地跟着队伍行军，我们母女俩面对的困难应该说比谁都大。
为了照顾母亲和我，指挥部让我们随着军团的卫生部走，部长是贺彪。行军第一天，在乘船过一条河的时候，母亲要其他人先过，她抱着我在河边等。当贺彪划船来接妈妈和我时，突然敌机来了，在船的周围扔起了炸弹，船像一片树叶在波浪中摇晃，涌起的水柱几次都险些把船掀翻。不懂事的我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哭起来。焦急的贺彪冲着我大喊：“你哭你哭！看你把敌机都哭来了！”飞机飞走后，母亲高兴地对贺彪说：“她不是哭，她是在吓唬飞机呢，你看，飞机不是被她吓跑了吗！”
贺彪见我还在哭，就用手指点着我的脸蛋说：“别哭了，敌机让你吓跑了！”
因为卫生部是行军队伍的后卫，母亲和我都休息不好。后来指挥部就让母亲和我跟先遣队走。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伤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出生刚一个月的我，就是在她胸前的布袋里，随着她的脚步摇晃着前进。后来我想：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我不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么！
母亲生下我就没奶，每到一个宿营地，她就抱着我四处找奶。我的哭声把那些老乡们都引了过来，老乡们见红军中还有婴儿，都感到稀奇。母亲就给他们讲革命道理，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那些正在喂奶的年轻妇女就把饥肠辘辘、大哭大叫的我抱进她们的怀里。可以说，长征二万五千里，有无数位“妈妈”给过我奶水。爸爸妈妈说我吃过千家奶，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家奶啊！
每次过敌人封锁线时，母亲都用奶头堵住我的嘴。一次急行军，母亲很紧张，紧紧地用奶头堵了我的嘴。当队伍冲过敌人封锁线后，母亲拉出奶头，我却没有声音，母亲以为我被奶头堵的没气了，连忙低头一看，我正在母亲胸前的布兜里酣睡。
那时行军一走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我饿着肚子，身上泡在屎尿里跟着颠簸。由于得不到及时清洗，我的身上渐渐长满湿疹。有了病，只能想一些土办法，比如说，用灶火土熬的水拌草木灰敷在肚脐上退烧。有一次过敌人封锁线，妈妈怕我的哭声会暴露部队，便用衣服紧紧捂住我的头。待危险过后打开衣服时，我的脸都憋紫了，险些丢了小命。
有一次突围，我父亲把我裹在怀里，骑在马上，一路冲杀。待突出重围后，才猛地发现，胸口空空，孩子丢了！父亲焦急万分，立即调转马头，回去寻找。幸亏一位老乡拣到了颠到路边的女婴，交还给我父亲，我又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过草地前，我已病饿交加、奄奄一息。
关于红军长征过草地，丛书《星火燎原》里，有不少老红军的回忆录都记下了这段可以说是长征中最艰难的历程。肖华的《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更是广为传唱。“风雨侵衣”、“野菜充饥”、“草毯泥毡扎营盘”，都是草地行军的真实写照。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严重缺乏。广袤的草地，一望无际。由于地势很高，所以空气稀薄而且气候多变，时而阴霾满天、时而瓢泼大雨、时而冰雹骤下、时而雪花纷飞。到处是淤积的黑水和腐草，散发着臭气。有的沼泽地深不可测，一不小心，踩下去越陷越深，甚至会把人吞没。特别是当携带的粮食在省了又省的情况下全部吃光以后，野菜、皮带，一切能吃的都拿来果腹，也难以充饥。空着肚子踩着臭水中的草墩子行军，风餐露宿、篝火御寒，种种困难真让人难以想象。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时正是夏秋之交。在刚走出极艰苦的雪山地区，体力受到严重消耗、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一个更加严峻的考验又摆在红军面前。当时我也只有8个月左右，已经瘦得皮包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看就要断气。大人已经在考虑如何葬我的问题。因为我根本没有自己的衣服，总不能光着身子埋葬吧。红军经过长途跋涉，也都衣衫褴褛。后来，负责军需的干部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块白布。这样，我的“棺材”才有了着落。幸亏我的生命力出奇的顽强，大人看我还有一口气，就仍带着我，那块裹尸的白布最终没用上。
过草地时我妈妈把煮熟的野菜捣成稀糊糊，再一口一口地喂给我。我就是靠喝野菜汤、吃野菜糊过的草地。那时候，大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大人没的吃，我也没的吃。我是一个要吃、要喝的“行李卷”……
长征途中，曾经诞生过不少婴儿。我记得能够活下来到达陕北的，还有任弼时、吴德峰、肖克的孩子，我们四个都是二方面军的，我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参加了长征的婴儿。经历了11个月的长途行军后，我快一岁了，可瘦弱得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我至今还保存一张发黄的照片，是我与妈妈的合影。身穿红军军装的母亲蹇先任坐在板凳上，两手扶着站在膝前的我。照片的背面，是母亲写给我的短信，内容是这样的：
捷生：
为了环境所迫，把你长期的寄养别人家中，我在这极长的十二年内，怀念你的心情实难诉之于笔墨之间。捷儿，盼你早日归来，我的近况，可问你的幺舅。
你的妈妈
写于端午节1949
长征胜利后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担任八路军120师师长的父亲与在军委总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妈妈经常上前线、下部队，都无法照顾我，便忍痛托人把我送回湖南老家寄养。直至解放后，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想起当年，在草地行军的四十来天里，由于严重缺粮，生病、掉队，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在整个草地行军中，红二方面军有数千人不幸长眠在草地上，我仍十分悲痛。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出发，历时11个月，行程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等省，进行大小110多次战斗(据不完全统计)，攻占城市39座。以一万多名红军，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跨越了万水千山……
1936年10月19日，红二方面军8000余人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大会师，红军伟大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
长征如今已过去70年了，70年的峥嵘岁月中，我又重走过长征路，我常常想起毛主席的那句话。毛主席豪迈地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
回望长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长征不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优秀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它与我们愈挫愈奋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与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自主的世纪梦想紧相伴随。
作为长征的女儿，那一段经历是我永生的铭记与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