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肖荣昌，江西吉安人，1918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6军团电台报务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84年离休前任总参某部副部长，顾问。
新华网专访：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新华网联合，特别独家推出老红军系列访谈栏目。近日，本网记者黎云（下文简称“记者”）来到了老红军肖荣昌的家中，看望了这位亲身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
记者：肖老，非常高兴能与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肖荣昌：我也很高兴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问：您当时参加红军前在家是做什么工作？
答：1918年7月我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车头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我家里只有两亩田地，父亲在家种地，偶尔做点手工裁缝，生活非常艰难。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得到了肺病，因为没有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母亲只好到地主家去当奶妈，还要给地主家洗衣服、做饭，勉强能够我们母子两个吃饭。当我6岁的时候，母亲把继续的钱全部拿出来，供我去私塾启蒙读书，我断断续续地的读了四年，在11岁的时候，送我去吉安城当学徒。
从1930年开始，毛主席、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红军战士在攻城的时候，触上了电网，全部倒在城墙下，但是没有见到有人后退。毛主席当时写到"十万工农下吉安"，写的就是当时的情景。红军进城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组织，我这个洋货店的小伙计，也被动员参加了庆祝大会，并加入了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给我发了一个红缨枪，参加了一些宣传活动。1930年10月29日深夜，红军撤离吉安。学徒联合会和少先队派人来通知我，让我立即带着梭镖和两件换洗衣服、一床夹被赶紧到指定地点集合。
由于当时是午夜，我没有惊动母亲就出门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20年没有音信。
问：您参加红军后，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答：我们从吉安出发以后，连续走了两天路程，大家都感到非常饥寒和疲劳，我们一起出来的老乡跑了10几个。我先是到了永新县当儿童团书记，1932年又到湘赣省委机关任收发员，1933年到湘赣红军学校司号连学习吹号。当时我们一个人发了一本红军自编的号谱，一把铜号，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联系，吹破嘴皮、冻伤手脚是经常的事情。
5月1日，我们在永新县城的列宁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司号连让我作为青年代表讲演，我练习了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住军事学校，红军三大纪律歌就是这时学会的。1933年5月，湘赣军区无线电队派人来学校司号连选调十五六岁的青少年。红军第一部无线电台是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缴获的，红军对无线电部队的建设非常重视，三次办了无线电培训班，这次就是来选人参加第二期培训班。当时我们连三个排100多人，就选上了我一个人。
问：红军时期的电台工作一直是红军领导非常关注的，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红6军团电台在长征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吗？
答：1933年5月，我在无线电报务训练班学习，这一期学员有7个人，经过学习，淘汰了两个。1934年3月，我在见习期间，我们每天抄收中华苏维埃中央新闻社'CSR'新闻台的广播新闻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1934年7月，调到了红6军团无线电中队当报务员。红6军团的无线电台是一部15瓦的电台，它是1932年肖克到红8军当军长时候，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我们称为大电台，后来任弼时来湘赣的时候又带了一台5瓦的，我们称为小电台。1933年5月，红8军在棠市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经修复后勉强可以使用，断断续续的。这三个电台共同组成了湘赣军区的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闫知非，政治委员江腾芳。
我被分配到大电台任报务员。当时电台有两个用途，一是与中央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湘鄂赣苏区红军定时通讯联络，二是抄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新闻和监听敌人电台通报情况，截收其密码。
1934年8月，我们无线电中队跟随红6军团突围西征。中央在7月23日给我们发出的训令，让我们到湖南中部去，钳制湖南军阀。
8月7日，我们全军将近一万人，离开了湘赣苏区。当时南方的天气非常热，鹅卵石很烫，走在上边，脚板上全是泡。部队在湘、桂、黔三省敌人20多个团的包围中，打了一些胜仗，但自我消耗也很大，被迫在贵州时阡以西的山区艰苦转战，寻找机会突围。
我们无线电中队和机要科始终在军团首长身旁，由于器材得不到及时补充，我们就想了一些土办法，用猪油、麻油代替机油，确保了通讯联络的畅通。除了电台的充电机太大，被埋在小古中，两个报务人员失踪以外，其他基本完整。当时首长对我们特别关心，任弼时还给我们特批了夜餐费。
问：长征中您遇到过什么危险的情况吗？
答：部队在广西的时候，敌人天天在后面追。有天晚上下着雨，部队停停走走，我和彭富九两个人太累了，就用一块雨布放在地上，两个人打一把雨伞偎在一起就睡着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部队又前进了，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敌人和我们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一打枪把我们两个惊醒了，黑夜里我们听见敌人满山喊要抓活的。我们两个拼命地往前跑，一边跑一边找部队走过的足迹。大概跑了十几分钟，终于追上了部队。我那时候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千万不要掉队。
我们在贵州境内，由于没有突破敌人的封锁，被敌人20多个团包围，处境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在甘溪一带，饿着肚子行军，不少战士都生病，非战斗减员很多。当时任弼时同志也身染重病，但他坚持自己走，不让战士抬他。1934年10月17日，军团主力要经过甘溪进到马场坪，从一条没有道路的大峡谷向东突围。我们无线电中队的充电机太笨重了，只好在大峡谷埋掉了。我们在甘溪战斗的那几天，是西征中最艰苦的，几乎是弹尽粮绝，红18师师长龙云负伤被俘，被敌人杀害了。我们出发的时候有9600多人，但这次被敌人分割包围成三个部分，等和红2军团会合的时候，剩下不到4000人了。
问：寻找红2军团的过程也是很有意思，有的老红军形容说好象是捉迷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答：主要是红2军团没有电台，联系不上啊。
我们从甘溪突围出来以后，电台又恢复了工作，每天听抄国民党广播新闻。当时我们急切地盼望和红2军团会合，但是却不知道红2军团的具体活动范围和方位。当时2军团没有电台，而且我们和红2军团的号谱也不统一，所以根本联系不上。任政委让我们抄听敌人的广播，听到里面讲'贺匪和共匪肖克企图在什么什么地区会合'，我们马上就按照新闻中所说的地方去找。结果红2军团的人看见有人追，以为是敌人，拔腿就跑。他们当时的环境非常艰苦，所以跑得也比我们快，而且越跑越快，一天都不停下来休息，我们沿途看到不少他们扔的草鞋，但就是追不上。后来还是李达带领的红17师19团，先找到了红2军团，然后带领他们出来迎接红6军团的主力，一路上用红6军团的号谱，才找到我们。至此，我们被敌人分割成三段的红6军团，才分别于10月15日、23日、24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梵净山、印江的木黄和贺龙和关向应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