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险象环生的征途中，红军为何能战胜重重困难，挽狂澜于既倒？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之路后，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屡挽狂澜，用大勇气和大智慧领导红军一路征战，在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后，将红旗插到了陕北，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胜利的经验时所说的那样：“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枪杆子听从党指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路高歌前行。不论战局多艰，形势多险，“枪杆子”始终听党指挥。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广大红军指战员笃信：坚决跟党走，一定有前途。
反观国民党，其百万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为何难以奏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武装割据，各自为战。
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挑起的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给“党指挥枪”的原则带来了严峻考验。“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想拥兵自重，搞‘枪指挥党’。”老红军张已华在长征路上曾给中央领导当过警卫员，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感到十分气愤。
危急关头，党中央依靠集体的力量，坚决同张国焘错误路线展开斗争，相继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俄界等地召开会议，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统一认识，使绝大部分红军官兵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几经周折，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胜利到达陕北，挽救了革命；而张国焘执意南下，使四方面军屡屡受挫。
经历这场党内路线斗争的红军将士，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指挥枪，无往而不胜。事后，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总结：“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为了“主义”勇往直前
万里征战，生死存亡常常悬于一线。记者在大渡河边曾驻足冥想，当年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激励着17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横渡急流？
在四川泸定县采访时，原县人大主任王永模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有一个“红小鬼”牺牲前，一定要战友给他家里人捎句话：“我是为革命牺牲的。”一名国民党军官俘虏恰巧看到了这一幕，顿生感叹：“你们红军才是有‘主义’的啊！”
红军的“主义”来自哪里？为何如此深入人心？从各地长征纪念馆珍藏的历史资料里，记者找到了答案。长征路上，党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持续不断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红军指战员明白了“为谁打仗、为谁征战”的道理。因此，无论征途多么艰险，红军将士始终听从党的指挥，上下一心，步调一致，同仇敌忾，英勇作战，直至胜利。
另一方面，长征期间，党非常重视开展群众工作。在川藏地区，党和红军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积极向沿途群众宣讲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并用严明的纪律和为民谋福利的实际行动，得到了藏、羌等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在党和红军的号召下，沿途群众纷纷以参军、带路、筹粮、筹款等方式投身革命斗争，使红军队伍不断壮大。
站在若尔盖大草原，记者浮想联翩：三大主力红军从不同地域出发，历经千难万险，无论是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是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终究没有阻挡住他们奔赴抗日前线的步伐。是什么力量使之艰难而不溃散，一条最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党和红军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使每个指战员从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保持坚定一致。今天，我们的各项事业要取得胜利，同样需要扎扎实实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官兵成为党的路线政策的模范捍卫者和坚定执行者。
生死关头党员先上
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长征中，这一制度在血雨腥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指示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老红军陈云开曾是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的一名党员。当年，他和6位战友在草地中陷入困境。为了充饥，他们采来一些野菜，但不知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为此，党小组长、科长杨洪山郑重宣布：召开一次党小组会，选出一位同志冒险鉴尝无毒野菜给大家吃。于是，4名党员和另外3名要求入党的同志很快围在一起，争着要先尝野菜，躺在担架上的一名重伤员甚至强打起精神，边说边向野菜堆爬去。最后，陈云开坚持以自己年纪轻、身体好为由，恳求大家将这个任务交给他。经过投票表决，他受领任务开始品尝野菜。苦的、酸的、麻的、涩的……尝着尝着，一股难忍的怪味锁住了喉头，他一阵晕眩便失去了知觉。但是，靠这次鉴别出来的野菜，大家战胜了饥饿，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纵观长征风云，在条件最艰苦、战斗最危急的时刻，党员干部总是身先士卒，以自己的模范行动鼓舞和带动官兵前进。一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鲜红的旗帜。正是由于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红军才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和强大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