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法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刘伯承回忆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

    ·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四渡赤水确实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那时，敌军集中了四五十万人，红军只有3.5万人，力量悬殊。红军又处在没有根据地而且地瘠民贫的地区连续行军作战，今天过河西，不几天又回河东，加上春雨连绵，敌机空袭，部队经常夜行军，吃不好，睡不好，以致怪话很多。但是，毛主席心中是有数的，就是和敌军打圈圈，让他们捉摸不定红军的行踪，终于把他们甩掉。在毛主席和中革军委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避强打弱，声东击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认真采纳下级建议，使行动符合战场的实际情况，这和博古、李德的主观、专擅完全不同。其中，作为长征中主要战将之一的彭德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保证中央红军全部及早渡过大渡河，胜利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河点”。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主力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刘伯承指挥渡江工作巧妙有方倍加赞赏。毛泽东风趣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担心我们被敌人挤上绝路，渡不过江。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江的。”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地势十分险要。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毛泽东果断下达“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聂荣臻评价腊子口战役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毛泽东在保安与红二方面军部分领导会晤时，曾十分高兴地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郭岚摘选以上内容摘选自《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伟大的道路》、《彭德怀传奇》、《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国元帅刘伯承》、《新孙吴》、《万里长征亲历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