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军阀割据的不统一的半殖民地国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指出红军和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第一个原因“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国民党军阀之间互相猜疑、矛盾重重，善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灵活穿插驰骋，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之一。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斗争艺术，作为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载入史册。

    建立统一战线 赣粤借道突围

    20世纪30年代前期，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名义首领统督各省军阀一同“剿共”，但他在“剿共”大旗下也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私心，那就是利用内战消灭各地军阀异己。地方军阀为防蒋“一石二鸟”之计，也都各怀鬼胎，暗中保存实力。

    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时，福建政府曾发动反蒋事变，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1934年9月，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从北、西、东三面加紧进逼的严峻形势，周恩来、朱德打破了过去僵化的思想教条，秘密派代表同南线的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谈判。陈济棠因害怕蒋介石消灭红军后腾出手来对付他，于10月上旬同中央苏区达成秘密停战协定，并同意红军必要时可借道。

    同广东军阀达成协定后，10月中旬中央红军向西突围，粤军在蒋介石布置的代号“铁桶”的包围圈上放开一个口子，在红军只从广东边缘通过的情况下，粤军仅象征性地抵挡一下便后撤。中央红军利用这一条件，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道封锁线，由赣粤边界进抵湘南。

    军阀各怀鬼胎 红军灵活穿插

    国民党军队以重兵先后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附近时，蒋介石要求湖南军阀何键、广西军阀白崇禧同中央军追兵协力，消灭红军于湘江边。白崇禧却特别向下属说明：“硬打，没那么蠢。”他以主力守卫能进入广西腹地的关隘，在百里湘江边却有七天时间敞开不设防。

    此时湘军、中央军未到，正如聂荣臻回忆的：“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可惜中央红军在湘江以东4天时间只行走了72公里，结果蒋介石嫡系和湘军赶到展开夹击，广西军也出动侧击，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渡过湘江。

    湘江之战的恶果，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指导的危害。随后，毛泽东主张放弃进军湘西的计划，建议转兵贵州，得到多数领导人赞同。当时贵州由王家烈等三大派军阀分别统治，中央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遵义地区休整了半个月。有了这段宝贵时间，红军不仅恢复了体力，医治了伤病员，并为全军赶制了冬夏服装，还相对从容地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

    毛泽东领导红军后，充分利用了各派军阀的不同打算和交错的矛盾，在云贵川三省边界的赤水河附近往返作战，寻找敌军间隙穿插。二渡赤水后，红军集中兵力打击王家烈部，中央军薛岳部按兵不动，想在两败俱伤后出来收拾局面。红军再占遵义后，集中兵力打击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以至蒋介石愤怒地称此战为“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宣传抗日主张 成功落脚陕北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又利用云南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指挥红军未经激烈战斗迅速通过滇东北渡过金沙江。进入川康地区后，当地军阀一方面怕红军推翻其统治而大力防堵，一方面又怕蒋介石的追兵抢其地盘，有时“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四川军阀刘湘向下属秘密交待，如红军停留就打，如不停就放他们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抓住地方军阀的心理，决定不进入四川腹地而沿西部山区北进。同时，朱德还向过去熟悉的川军将领写信，说明红军只是路过北上抗日，要其警惕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果然，红军未经重大战斗便到达川西北。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利用东北军、西北军同蒋介石的矛盾，同时注重激发东北军将士的爱国热情，与之建立了秘密的合作关系。靠着这种正确的策略，中共中央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还胜利完成了东征、西征，迎来了三大主力会师，显示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