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把长征讲成吸引现代人的故事，用口头文化讲述这段红色历史，对长征文化进行一种大众性、普及性的传播。”我们在采访作家黄先荣的时候，他如此向我们表述他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了，每年出一本书，搞许多讲座，走访许多人，咨询许多专家，忙得不亦乐乎。现在，他可以把红军的长征故事从纪念馆搬到茶馆里去讲，而且讲得有声有色，让大家听得有滋有味。这让我们觉得非常新鲜。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找到这位作家，一起聊起了他忙活的这件事。
从旅游讲解中发现“问题”
黄先荣是怎样开始做这件事的，还要从他1996年做遵义市的旅游局局长说起。说实话，现在我们看不出他曾经做过行政官员，言谈风度翩翩，举止儒雅有礼，倒是很有点文化学者的味道。他说，遵义是一个红色城市，红色旅游近年来很火，在旅游局工作以后，他经常陪客人游览革命遗址，参观红色景点，时间长了，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讲解员的讲解，往往和客人的需要不尽吻合。很多游客觉得讲解比较枯燥，而这些游客提出的许多“超出讲解范围”的问题，讲解员又常常回答不了。于是他就开始下功夫研究这个问题，很快他就发现，现代游客的来源是多元的，他们的文化构成也是多元的，他们需要的，不再是那种“课本”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具有美感的、需要有文化包装的、富有现代感的“口头文化”的“历史”。但很多解说员的解说，则完全是根据历史材料，照本宣科，在形式上比较刻板，仅听这些游客大多得不到满足。
黄先荣还发现，时隔70年，人们对于长征这段红色历史希望了解的细节很多，在遵义游览时非常喜欢问这问那，例如他们会问李德怎么到中央开始指挥红军的，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遵义会议后他怎么样了，等等。黄先荣说，本地的解说员的解说知识一般只来自于固定的教科书内容，非常有限，很多人只对自己负责讲解的这一小块内容熟悉，比如遵义会议，他就只了解遵义会议这段内容，遵义会议之前、之后，就不太清楚，人物的经历、故事，也不太清楚，大多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很多游客的问题就回答不了。
因此，作为旅游局局长的黄先荣，10年前就动起了脑筋，他想从旅游文化的角度上想些办法，讲传奇，讲故事，不仅全面学习长征的历史，而且研究怎样把学到的东西变成一种大众文化，更容易、更清晰地传达给游客。
让长征的“文化遗产”活起来
由于旅游局的工作繁忙，黄先荣直到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才有时间去动手做这事，把他当初的想法付诸实施。
把原来的教科书式的内容活化，变成一种适合口头表达的、具有民间风味的文化，其实包含着很大的工作量。黄先荣把长征看成是中国的一座“精神高峰”，一项“文化遗产”，他决定要下大功夫把这个“活化”的文章做好。
黄先荣说，他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他的笔来进行“文化包装”。“包装”的技巧里面，有一种办法是“提炼”。比如土城战斗，黄先荣研究了历史记录，换了这么一个讲述法：“三任国家主席，五任国防部长，七大元帅，三百将军，在一个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这个仗。”这么一讲，这个战斗立刻对现代游客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黄先荣颇为得意地说，这么一讲，人们就有兴趣了呀，实际上平平常常的一个景点，“文化包装”进去以后，吸引力立即就提上去了。黄先荣说，我希望的讲述方法，是把一些历史的元素放进去，把一些历史的结论放进去，但不是枯燥地只讲这些元素，只讲这些结论，要通过传神的语言表达，潜移默化地让听众自己从故事中体会出来。
黄先荣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比上班忙得多。为了丰富自己的素材，寻找更大的创作空间，他要去实地考察，长征经过遵义的渡口、名山、乡镇，他都去过，有时候一个地方要去几次。他喜欢和当地的老百姓交流，他说，很多老百姓的先辈看到过打仗的实际情形，代代口口相传地讲下来，是很生动、很具有震撼力的，战争的惨烈、红军的英勇，有很多平时在课本上读不到的东西，更细致，更有民间传奇的风味。其中还有很多和正史记载不同的细节，可以参考，在一些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地方，可以找到发挥空间，把故事讲得更吸引人，再把历史的结局、原因的分析、规律的分析适当地加入，用老百姓的语言，来丰富自己的语言。他说，钻进去了，可以探究出无穷的乐趣。
于传播有益 对历史无损
黄先荣一直比较挂心的问题是，用口头文化讲述红色历史，会不会在一些细节上和党史、教科书上的内容对不上号。因此，他处处请教党史专家，阅读党史材料。当面交流不方便的，他就写信，或者研读别人的著作。他写出东西，也尽量送给专家们看，请他们指出错误。他涉猎范围很广，不仅找研究党史的专家，还找从事长征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找写长征题材影视剧本的编剧，找老红军战士，和他们交流、聊天，无话不谈。
这些工作，对黄先荣学习历史知识有巨大的帮助。他说，他从这些研究学习中，可以把握历史的基本脉络，历史事实、历史结论，他决不进行变动。他喜欢寻找那些历史上一笔带过、研究不深，而民间保留着很多传说的材料，也喜欢寻找一些现代史学上还没有定论的内容，本着“于传播有利，对历史无损”的原则，进行自己的发挥和开掘。但他的态度始终是谨慎的，每提出一个新的讲述方式，都会仔细考虑、斟酌，有时候一个字就研究很长时间，查很多词典。他说，每次琢磨一个“旅游文化亮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幸好，黄先荣从小生长在赤水河边，学习、工作都在这里，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很深，也曾在遵义文联工作了5年，有较深的文化功底。这对他从事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给他印象很深。有一次他应邀为一批导游上课，讲解遵义会议，他不用讲稿，绘声绘色地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评书式”的讲解方式赢得全场的掌声，许多导游表示愿意听，这让他坚定了信心。他说：“专家是深入，我是浅出，我把深入的研究成果普及化，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让黄先荣得意的是，他现在已经把长征故事从纪念馆搬进了茶馆。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场合，他都讲，最多的时候，茶馆里可以聚集一百多人，有些外地来的团队观光客，听说过他，也请他去讲，到现在大概讲了60多场，颇受欢迎。两年前，一次在一个茶座里，两位很有名望的党史专家和他坐在一起，大家本来请专家们先讲，但两位专家却把他推了上去，他也就大着胆子讲了，没想到讲完后，还得到了专家和听众的肯定，说他是“普及版的长征文化”。每次说起这个事，黄先荣就感到信心更足。
长征精神的现代解说
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黄先荣发现了无尽的乐趣，并且在乐趣中受益匪浅。
他说，面对现实问题，在长征历史中找答案，总能给他始料不及的巨大满足，也是他最大的乐趣。比如现在的腐败问题，在长征中就不存在；比如共产党能不能领导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有没有这个能力，就可以通过长征去寻求一个印证。他在长征的历史中去发现党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发现共和国领袖的胸怀和远见，发现红军队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他认为今天中国人继承了这个长征精神，中国就一定行。“我想寻找的，是长征精神的现代解说。”黄先荣这样告诉我们。他联系现实，寻找答案，很多疑惑的问题，都可以在长征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不久前，黄先荣创作的有关长征文化的书，被贵州省旅游局作为推广红色旅游文化的宣传品，带到北京进行推展。现在，黄先荣希望把自己的这种讲述方式，更多地推广到解说员和导游中去。他认为，现在的革命历史纪念馆、红色革命遗址的功能有所转变，陈列与展示的功能当然不变，但另一个职能，作为红色旅游景点的职能已经凸显出来，每年有大批的游人来参观，所以解说的语言、接待的方式，都应该根据新时代游客的需求适当发生变化。贵州省旅游局每年进行导游培训，都邀请黄先荣去讲课，通过不断和解说员、导游、游客的交流，黄先荣自己也慢慢积累了很多讲解方面的经验。他把多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致力于对长征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