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群体活动中,要达到目标与行动的一致,往往需要共同的文化精神的支撑。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如果说长征所处的政治军事与自然环境是一道道难题,那么红军的长征过程就是一个从实际出发,不断探索、解答难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红军长征文化是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执著追求真理、以大无畏革命精神争取胜利的思想与激情的反映,体现了红军指战员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念。广大红军将士面对极端艰苦的环境,在文化宣传中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事实证明,红军能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与文化宣传工作的大力开展分不开的。

    诗歌:革命的号角

    长征路上,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写诗,用诗歌鼓舞战斗。武器和诗歌结合,炮声和歌声相伴,在血与火的年代,迎来一个诗歌创作的春天。毛泽东作为长征的主要领导人,指挥红军转战南北,力挽狂澜;同时也征途吟咏,马背成章。长征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旺盛期。短短一年多时间成就的《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诸篇,成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不朽之作,成了闻名中外的千古绝唱。

    红军将士们在长征沿途抢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跋涉草地,写下了许多扣人心弦的诗篇。如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彭加伦的《反攻胜利歌》、《渡金沙江胜利歌》,李一氓的《大渡河怀古》,佚名的《红军队伍过雪山》,罗常明的《草地》,萧克的《大战将军山》等,对红军在长征中进行的重要战斗和通过的高山大河、自然险阻都做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和记录。为鼓动战士们勇攀雪山,红军宣传干部创作了《翻夹金山歌》,宣传队在半山腰说起了快板:“翻山顶,看本领,比比哪个是英雄……”;“夹金山,高又高,注意事项要记牢:裹脚要用布和棕,不紧不松好好包……”红军将士攀越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他们在精神上升腾着红色文化的火焰。

    红军转战十余省,一路与沿途群众建立了深情厚谊。为此,人民群众为红军创作了许多赞美鱼水深情的诗篇。如李祖德的《红军送我一把壶》,黄孟矮的《瑶胞石刻铸》,佚名的《乌江来了共产党》,杨和钧的《清明》,佚名的《罗炳辉的人马回来了》、《红军草》、《赔锅》等,充分显示了红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所起的“宣传队、播种机”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歌颂长征胜利的著名诗篇有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林伯渠的《初抵吴起镇》,陆定一、贾拓夫合写的《长征歌》,萧向荣的《长征曲》,黄镇的《红二十五军五个月斗争歌》,陕北民歌《一杆红旗空中飘》等。作者们将蓄积于胸中的激情,喷发而为感人的歌咏,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成壮丽的诗篇。这些诗歌回顾了长征的光辉历程,歌颂了长征的伟大业绩,展望了长征胜利后的光明前景。它们不同于一般的诗作,这些诗歌是革命的号角,是战斗的宣言,是真实的记录。

    标语:让敌人胆寒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曾向各部队专门发布了一道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瓦解白军争取广大白军士兵”的命令。命令下达后,红军标语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红军每到一处不仅干部带头写、宣传人员专门写,一般战士也要写。对此,当时的《红星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赤”直属队两天内共写对白军士兵的标语600余条,团机关到宿营地天黑了,还点了火把写标语,“山西”(红军某部代号)两天内共写了14800条标语,其中干部写10000条……

    长征沿途的红军标语形式多样,多姿多彩。除总政治部统一下达的标语外还就地取材,编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标语。有简洁有力的口号式标语,也有琅琅上口的顺口溜式标语,还有许多富有浪漫情趣的民谣式、童谣式、说唱式标语。这些富有极强烈的鼓动性和战斗性的红军标语,似一柄柄投向敌人的锋利匕首,使敌人胆颤心惊,视它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敌伪档案里,有一份1935年3月14日《云南民国日报》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这充分反映了敌人在红军标语面前惶惶不可终日的窘态。

    直到今天,凡是重走过长征路的人,无论中外人士,在重睹这些依然留下的历史痕迹时,无不为红军的标语文化所吸引、所震撼。因此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理解,对红军所创造的这种标语文化叹服不已。

    戏剧:战斗性强烈

    长征时期红军的戏剧活动,是革命根据地戏剧工作的继承和发展。在红军长征前,苏区的戏剧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和推动下,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成为苏区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中央苏区,不仅成立了培养戏剧干部的高尔基戏剧学校,而且组织了“八一”、“工农”剧社及分社、蓝衫剧团以及俱乐部等开展戏剧活动的组织。这些文艺团体深入部队、农村,进行戏剧创作和演出活动,搞得十分红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苏区的文艺、戏剧工作者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中央苏区,在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的领导下,石联星、赵品三、刘月华等分别率领“火星剧团”、“红旗剧团”、“战号剧团”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清剿”斗争,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跋山涉水,在根据地内继续演出活动。另一部分随红军主力长征,如李伯钊、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危拱之等,分别编入长征红军各部,在漫漫征程中继续进行文艺和戏剧活动,热情为长征部队和长征沿途群众服务。

    红军戏剧内容丰富,有街头剧、小话剧、活报剧、花灯剧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为了配合军事行动和适应战争流动状态的要求所即兴创作的剧目,短小精干、构思巧妙,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后,立即加强红色戏剧工作,接管了陕北新剧团、列宁剧团,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并派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的危拱之担任社长,以苏区“红色戏剧”的传统加强剧社的建设。这个剧社受到了周恩来的关怀,他经常看剧社的演出,并要求剧社继承和发扬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的好传统和好经验。剧社创作出了一批优秀节目,其中话剧《亡国恨》、《宁死不屈》、《打回老家去》、《死亡线上》深受观众欢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就观看了人民抗日剧社和红一军团战士剧社的演出,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观看演剧的情况:“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是一个西方记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