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斗争年代,福建长汀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红军战士,已94岁高龄的铁坚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曾担任过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汕头军分区司令员,所以人们都称他“铁司令”。如今,这位曾经为革命事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已离休在家,但是他一点也没闲着,经常上山下乡访贫问苦,带头捐款捐物。老人亲自捐资筹办了“老人之家”,帮助街道创建了幼儿园。在长汀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老人还为他的老战友、老上级方方建起了“方方公园”和“方方纪念馆”。日前,我们采访小组到长汀采访这位老人,老人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热情地把我们一行人让进他的家里。老人的家是独门独院,但是家里摆设却很简单。最醒目的是在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1999年6月胡锦涛同志与“铁司令”亲切握手的照片。谈起那段和我们远隔70年的岁月,老人的思维是那般的清晰。

    记者(以下简称“记”):老人家,听说您原来不是姓铁?

    铁坚(以下简称“铁”):我原名叫傅藻春。参加红军时,自己改名叫傅胜三,意思是打仗要勇敢,不仅要打一次胜仗还要接二连三地打胜仗。后来到了1938年,在延安洛川的时候,有的同志说我骄傲自满,我们红军百战百胜,你胜了三次就不胜了?我就干脆改名,姓“铁”名“坚”,意思是打仗要像铁一样坚强,革命意志要像铁一样坚定。

    记:您当时是怎样参加红军的?

    铁:我是在自己家人的影响下参加红军的。那时候,我家和姑父家是隔壁。姑父为人非常好,经常帮助别人,也不图别人的回报,一些穷兄弟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发现姑父家经常有人在深夜上门,有好几次我深夜醒来的时候,还听到隔壁的姑父家有说话的声音,很小,说什么听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那些人是地下党,姑父是地下交通员。在姑父的介绍下,我和经常来姑父家的那些人也熟悉起来,他们给我讲要为穷人做事,讲革命道理。有一天,其中一个人,我们叫他张师傅,他问我,愿不愿意闹革命,我不假思索地说,愿意。我就跟着张师傅投奔了红军。1930年12月,我在连城参加了红军,是老十二军100团,当时军长是游瑞轩,后来是罗炳辉。14岁的时候,我穿上了向往已久的红军军装。

    记:您刚参加红军的时候,是什么兵?

    铁:我刚开始参加红军的时候,是一名传令兵,但后来当了宣传兵。有一次我用竹笋壳叶蘸石灰水学着写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被100团的政委何中瑶看到了,何政委夸奖说,小鬼,字写得不错,念过几年书?我回答念过几个月《三字经》。写字是放牛时,在地上学写的。当时何政委很高兴,他还跟我说,这个共产党的“产”字下面有一个“生”字,要是写正一些就好看了。就是因为我会写墙头标语,被何政委看中,于是将我从一营三连调到团部当宣传员了。

    记:宣传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写标语吗?

    铁:不止这些,当宣传员的主要职责是写标语,除了写标语还要开展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抓到俘虏时,负责宣传和调查,调查哪个是敌人的军官,哪个是为非作歹的坏人。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些敌人的军官把写着姓名、职务的符号丢掉,化装成一个普通士兵。这就需要我们做很多深入的调查,不能让这些坏人蒙混过关,更不能放走坏蛋。

    记:后来,您是怎样当上宣传队长的?

    铁:我当宣传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宣传队长卢汰群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于是,我就代替他被任命为宣传队长。

    记:也带领大家做过宣传和调查工作吧。

    铁:那是当然的。1931年秋天的时候,我们100团在团长韩伟率领下担任攻打连城的任务,对方是卢新铭部下马鸿兴的一个团。战斗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打响了,我和一个宣传员跟着大家冲到了敌人的驻地。一个敌军连长正和营副等4人打麻将,我们冲进去,他们还没来得及躲藏,就被我们活捉了,敌营副腿上挂了花,其余的士兵被俘虏了60多人,缴获了80多支枪。战斗结束之后,由我负责处理俘虏工作,100团共抓了220多个俘虏,我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大院子里,然后宣传队开始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查出了一个连长、两个排长。之后对这些俘虏进行训话。我们团俱乐部詹主任向敌人宣讲了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揭露了敌人内部的黑暗,并且给他们讲了我党、我军的光明前途,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以及红军官兵平等。詹主任还对他们说,凡自愿参加红军的,欢迎参加,愿意回家的开路条让其回家。詹主任训完话后,当时就有47人要求参加红军。这些人中大部分我们都事先做了认真的调查摸底和宣传教育,其余的我们继续做了调查,和每个人都谈话几次,注意检查有没有坏人。不过虽然自己要求参加红军,但是还要经过团长、政委同意,留下随队伍行动五六天,经过师部政治部批准后,才能吸收为红军战士,分到团里的各个连队。其余的100多个俘虏被送到师部进行处理。

    记:您当时学写标语的时候,写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您那个时候是不是很想加入组织?

    铁:是的,我们都非常想加入共产党,但是不是随便就可以加入组织的,需要经过组织考验后,才可以加入。我是在1931年9月,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共产党员的,10天后,组织上就把我调到机枪连担任连政委,后来就是指导员。当时,我还不到15岁呢。

    记:当连政委主要是负责连队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

    铁:是的。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很重要,一个好的连队指导员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做政治思想工作,给战士上政治课。因为只有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才能激发战士的战斗热情,才能经常打胜仗。

    记:战士除了上政治课,还要上其他的课吗?

    铁:因为战士们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所以除了上政治课,我还要上文化课。文化课主要是做扫盲工作,教战士们认字,每天教3个字,不仅要会认,还要会写。那时候,条件比较差,没有钢笔,就用铅笔,或者用瓦片、树枝在地上写。

    记:战士们有学习的热情吗?

    铁:战士们对学习文化很感兴趣,积极性很高,不但上课时很认真,注意力很集中,而且一有空就认字、练字。战士们开玩笑说,不学好文化,讨了老婆写封信还要请人写,多不好意思。

    记:您要教战士们认字,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些准备?

    铁:我本来文化程度就不高,为了上好文化课,除了加倍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外,有时要采取现学现卖的办法,自己一方面向文化程度高的同志请教,一方面把刚学的字再教给战士们。通过一段时间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仅我自己的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能认两三千个字,学会了写政治提纲、写心得体会,战士们一般也都认识了几百个字了。

    记:认识字多了,写起标语来也就方便多了。

    铁:一般战士是不写标语的。到了新开辟的地区,都是散发由政治机关下发的传单,标语也由政治机关搞宣传的同志写。但要是遇到连队单独行动的时候,是要写宣传标语的,落款写团的名称。贴标语、写标语不能乱贴、乱写,不看好地方乱写,搞不好会引起敌人对穷人的怀疑,让他们受害。所以就要找地主、富农的宅院或祠堂、寺庙贴标语和写标语。有时候,群众的大门锁了,门又没有缝隙,传单塞不进去,我们就将传单包一个小石头,从外面扔到院子里面去。

    记:长征前夕,您在做什么?

    铁:后来我被任命为七十团二营营长,不久之后,我又被调到师部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兼宣传队长。到了师部之后,相对于原来的战斗生活,稳定多了,但是遇到的困难也多了起来,尤其是兼了师宣传队长的工作,每逢审阅剧本、唱本,我就感到头疼。简直是一窍不通,当时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1934年4月,师部接到上级通知,要求选送2名军政干部到中央红军大学学习。领导们正在商量人选的时候,我刚好去请示工作,我就恳请他们让我去学习,他们答应了。4月,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志来到瑞金,进入中央红军大学学习。

    记:后来怎么参加长征的?

    铁: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不得已,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军出发前,按照中央的要求,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是总指挥部,集中了党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大学等几所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团编在一纵队,陈赓是团长。干部团人数不多,但是战斗力很强,所以在长征中主要负责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任务。

    记:长征中,觉得什么最艰苦?

    铁:长征最苦的还不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而是不能休息。为了避开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和扫射,我们都采取夜间行军,由于天天行军,有时不分白天黑夜,走到人疲倦得难以形容的程度。大家都开玩笑说,如果能好好睡一觉,等于过上共产主义了。有时候上级一声令下,休息,大家屁股一坐到地上,就睡着了。过一会儿,上级又一声令下,行军,有的同志就起不来了,别人拉他起来,还是东倒西歪的。

    记:长征中,战士们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铁:长征虽然很艰苦,但是红军的政治工作做得很好,共产党员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吃饭的时候,战士们先吃,共产党员、干部后吃,有吃就吃,有多少吃多少,没有了吃不上就算了,所以,战士们都很坚强,没有人叫苦,一天三餐,有时只吃一顿,大家也不叫苦。有时饿得实在难受了,就在路边捧几口冷水充饥,或者在米袋子里掏出一把米塞在嘴里,加上几口冷水,就算吃了一顿。虽然艰苦,但是大家都非常乐观。长征途中,一路上打仗、吃苦,为群众做好事,不图别的,只要得到领导的表扬,就是最快乐的,没有一个人想到升官发财。表扬也不讲究形式,很简单,就是早上列队的时候,领导在队前表扬某个同志,这个同志从队列中走出来,同志们向他敬礼,他向同志们敬礼,表扬就完了。没有什么物质奖励,但是受表扬的同志乐呵呵的,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