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初,国内几家报刊相继发表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这本沉默了60年的旧作,为何会在今天引起我们强烈的兴趣?因为斯诺曾于1937年写了《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而斯诺依据的资料就来源于这本《红军长征记》。经过一番整理工作,在《红军长征记》底本基础上补充整理的《亲历长征》今天又和读者见面了。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引起国内社会各界的惊叹与关注。1936年8月,斯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进入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致函参加过长征的同志们:“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短短两个月,红军总政治部征集到约200篇作品。斯诺看到了其中一部分。据斯诺自己说,他在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在红区活动时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别号“大华烈士”)发表。《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截止到1936年10月底,共征集到稿件200余篇,50多万字。经过加工修订,于1937年2月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这项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原始版本,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建国后的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至3期重新发表了缪楚黄等整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也很有限。195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一个选本,包含《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51篇、诗1首、附表3份和4篇综述文章。

    随着这些年来长征研究的深入,有关长征的回忆录、史料、研究著作可谓洋洋大观。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亲历长征》?它的价值何在?

    首先,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亲历长征》是亲历者的回忆,其真实性是无可置疑的。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初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夜晚休息时又遭到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的情景,读来如同身临其境。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亲历长征》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亲历长征》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鹏的《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官寨的建筑特色,以及藏族生活和接受汉族文化的情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岘”。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从文学角度看,《亲历长征》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亲历长征》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了红军3次强渡乌江的战斗经过,既有战士们不畏艰险,冒着枪林弹雨飞渡的场面,又有机智的连长潜伏一夜,出奇制胜的情节。不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员,不可能如此生动、细腻地刻画战斗的全过程。许多文章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绪。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的豪言壮语,敌军在震撼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周士弟的《吃冰琪林》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作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

    《亲历长征》有上述的优点和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作者们多数是基层指挥员和干部,他们的文章是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高层的情况很少涉及;《亲历长征》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当时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途中,所以《亲历长征》反映的只是一方面军的内容,不足以涵盖长征的全过程。

    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的《亲历长征》,参考了上述《红军长征记》几个版本,各取所长,力求完整地反映长征过程。编辑时以1954年《党史资料》版为底本,又补充了一些文章。全书共分4个部分。“综述”:陈云、施平、幽谷、杨定华的6篇长文章,是1935至1937年间发表的较全面介绍长征的综合性叙述,有助于读者了解长征的基本脉络。“回忆录”:收录100篇文章。其中93篇是1954年《党史资料》上收录的。这些文章,尽可能考订作者身份,对一些明显错误作了修订,并对部分内容加以注释。“红军歌曲”:收录了12首。这些只是长征中创作的红军歌曲的一部分。对研究长征时期的革命文艺是有帮助的。“大事记和里程表”:陆定一编的《长征大事记》虽然只记到遵义会议之前,但将每日各部队的行动位置一一标出,可以更准确地了解长征经过。现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发表的版本收录。其余3个附表,《红军长征记》各个版本均有收录。黄镇同志在长征途中创作的漫画,是红军长征生活的真实写照。本书配置的插图除部分历史图片,主要采用了黄镇的《长征画集》。但是,由于整理者掌握资料有限,在本书中也留下一些遗憾。例如杨定华、莫休、曙霞、斯顿4位作者,目前还无法确认其身份。

    综上所述,这次整理出版的《亲历长征》可以说是长征原始文献中收文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版本了。希望读者能够温故知新,重新体验历史,学习红军精神。也希望能为研究长征的学者提供一份可靠的史料,使长征研究向着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