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们走来的王定国老人没有想像中高大。但是，当她坐在成都金牛宾馆三号楼会客厅用地道的四川口音向我们讲述她所亲历的长征，作为晚生后辈的我们情不自禁地仰视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她朴实的穿着和话语，让我们很难相信，她就是著名的红军文艺战士、就是革命前辈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虽然她的回忆有时需要她的儿子谢亚旭的提醒，但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诗篇。当王定国老人获悉本报采访组将在四川“重走长征路”时，她不仅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郑重委托我们，多拍摄一些当年她长征走过的地方的图片送给她作为最好的纪念。我们郑重地接受了她的委托，因为我们深知，这与其说是为了满足一个亲历长征的红军文艺战士的心愿，不如说是为了表达后来者对老前辈的崇高敬意。
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我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当时主要宣传放脚、剪发和男女平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了解到红军的？
王定国(以下简称“王”)：我出生在四川营山县安化乡。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就有川东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王维舟是川东游击队的领导。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我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个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我担任妇女独立营营长。
记：您在工作中一定与许世友有过接触，您对许世友有什么印象？
王：当时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能打仗，走路速度很快。但他来营山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他。
记：当时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王：主要是做三件事情：宣传放脚、剪发和男女平等。我很小的时候就把头发剪了。小的时候我也绑脚，这是父母要求的，但我觉得走路走不了，也劳动不了，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把脚放了。当时有人告诉我，头发长，容易被别人抓住，我就下决心把头发剪短了。
记：你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二十出头，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年龄应该已经有了婚约。家里当时有没有给您找婆家？
王：许过一家，我不是童养媳吗？但是我跑回来了。父母很生气，但他们气他们的，反正我就不回去。我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
记：从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到坚决不当童养媳，您的这些举动都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反叛。您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王：当时有好几个人住在我们家里。其中有个卖布的，叫杨克明，后来我知道实际上他是一个地下党员。杨克明经常给我讲一些新鲜的事情和道理，给我很大影响。还有张静波也经常在我们家。我们家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来抓他们，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可以说，当时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地下交通站。我举个例子，后来我到了延安，才看到油印机，才知道它在宣传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我这才想起来，当时我们家里就有油印机。杨克明、张静波他们就用油印机来印刷革命传单。当时我们家里有个地窖，油印机都藏在地窖里。
记：房子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王：是租的，因为这所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并且还有后门。有一个姓李的，每天给5斤酒让我妈卖。其实那个酒里面掺上了几斤水，大约要掺三分之一，这不是为了卖假酒赚钱，而是为了装给别人看。因为加了水，就不容易喝醉，在装作喝酒的时候，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他们就可以安全地从后门离开。
记：当时你们家经济条件怎么样？
王：穷得很，穷到没有饭吃。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爸爸去世的时候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弟弟就拿个手巾当作孝布，四处讨钱，最后做了一副棺材，把父亲埋了。我们家这样的状况，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
记：那您当时靠什么维持生计？
王：就是靠给人家磨豆腐。当时用的是腰磨。给人家磨豆腐的报酬，就是给我一点豆腐渣、麦麸子，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记：您有没有兄弟姐妹？
王：我是家里老大，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受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都参加了红军队伍。
记：参加红军主要做哪些工作？
王：我作为妇女独立营的营长，去了通江、南江作战。当时天天打仗，不打不行。但我们没有枪，就是拿个棍子、棒子、扁担、锄头什么的，刀也少得很，后来我才有了枪。但有的时候，我们打一仗还俘虏了100多人呢，一方面是我们打仗英勇，另外，军阀的军队很多士兵都抽大烟，烟瘾一上来，就指挥不动了。这时候我们就冲上去把他们的枪缴了，抓了回来。
记：鲜为人知的是，您后来还当过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
王：我当时在通江当过一段时间卢森堡经济公社的社长。为什么办卢森堡经济公社呢？当时国民党军阀对川陕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盐非常紧缺，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公社，想办法解决吃盐的问题。我们把卤水提上来熬盐，向根据地提供盐。当时盐是苦的，但作用很大。卢森堡经济公社当时有很多船队。当时抽鸦片的人太多。我们就在江边熬盐，不戒烟的就不给盐吃。去年我们还去当年的川陕根据地找卢森堡经济公社的地点，知道大体位置，但房子已经不在了。后来红军开始长征，卢森堡经济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就跟着部队走了。
贺龙骑在马上把鱼钓上来，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放点儿盐在锅里一煮就吃。我在长征路上进了剧团。
记：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是您自己喜欢还是组织安排？
王：我是在长征路上进剧团的。当时我们妇女独立营很多队员都牺牲了，没有牺牲的人就被分到了部队的各个部门。我刚开始的时候到了苏维埃学校，学一些简单的字，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把字写在别人的背上，如简单的“人”、“风”等字。我之前不识字，没有文化。之后被分配到了保卫局，当连长。当年我手下的一个排长现在还活着，前段时间我还去看过她。
赵明珍当时在舞蹈队，为战士们演出。有一次她跟我说，你不要在保卫局了，给我们化妆吧。于是我就从保卫局到了舞蹈队，给她们化妆。
记：您去舞蹈队之前剧团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王：没有，当时就是几个人组成的舞蹈队。我们那年去武汉看赵明珍的时候，当时她身体不是太好，用轮椅推着，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她还跳了一下当年的舞蹈。
记：剧团当时有多少人？
王：20多个人，是一个团级建制。剧团有乐队、舞蹈队等，还有道具股等。
记：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你们的化妆用品从哪里来？
王：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记得是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等当作口红，比较简单。服装更简单，穿什么就是什么。很多衣服是从地主家里拿来的，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他们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老百姓的衣服。当时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化妆的东西非常少。
记：您当时化妆是如何琢磨角色的？
王：当时我认真考虑人物，要化得像一些，好看一些。化妆都是我自己想的，自己想什么就化什么，全靠自己。当时的化妆很简单，在演出中经常出现化好的妆被弄坏的情况。
记：当时主要演什么节目？
王：主要是跳舞，比如红绸舞等。《八月桂花》这个舞蹈，走到哪儿都跳，因为这是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这些舞蹈有些是改编的，有些是创作的。我们有自己的导演，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导演是于实甫，他导演了《红军长征歌》等。他从哪儿调来的我不清楚。
记：当时剧团叫什么名字？
王：前进剧社，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社负责人是易勇君。当时我是道具股的股长，到处借老乡的东西。每到一个地方就向老百姓借演出需要的道具。长征途中要得到道具很不容易。道具不全，演出就很不像样子。
记：道具股有多少人？
王：七八个人，负责跟老乡借门板等道具，道具不能带走，演完后就会还给人家。下一个演出再接着找。途中演出也要化妆，不化妆演出效果不好。
记：你们在长征途中采取什么样的演出形式？
王：主要是啦啦队的形式，我们唱歌、跳舞，为部队鼓劲、加油。为了演出，我们必须先跑到前面等部队上来，给前面的战士表演完后，又要往后跑，给后面的部队演出。演出完之后，又要再往前走，准备下一次演出。另外，我们还必须到各个部队演出，必须在各个部队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剧团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很多歌曲，都是一个旋律，然后根据红军的战斗情况改成不同的词。剧团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非常欢迎。
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时候，你们演出了哪些节目？
王：表演的都是老歌，临时在简陋的条件下就演出了。主要是联欢的性质。当时剧团有廖承志等很多有文化的人。
记：剧团除了演出是不是还要打仗？
王：我搞游击队的时候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但长征途中我们边学边打。当时剧团没有武器，枪很少，只有剧团领导有枪。长征途中很危险，天天准备打仗，一心想着往前走。
记：你们的工作是鼓动别人，那你们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王：我们很乐观，不乐观不行，否则演出就没有很好的效果。
记：作为红军的文艺战士，当时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照顾？
王：没有，啥都没有，没有枪，也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饭吃就行。我们把地主家的粮食分给老百姓吃。长征途中不是每天都能吃饱饭，有时能，有时不能。
记：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有没有什么快乐的事？
王：其实再艰苦，我们也有快乐，艰苦不见得不快乐。比如长征途中，贺龙骑在马上把鱼钓上来，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放点儿盐在锅里一煮就吃。当时很乐观的。煮饭的蒲班长，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根本看不到人，只看到两只脚。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也许很艰苦，但我们真的很乐观。
因为不认识字，拿报纸总是拿错，谢老才开始系统地教我学文化，后来也会写诗了。70岁后我又开始学书画，画了很多画，很有激情。
记：从不识字到现在写书法、画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文化的？
王：红军长征途中，剧团每个人的背上都写着一个字，后面的人就认。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看完一个人背上的字，就看另一个。长征胜利后我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谢老，因为工作需要，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文化。在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字，拿报纸总是拿错，谢老才开始系统地教我学文化，后来也会写诗了。70岁后我又开始学书法、画画。
记：您跟谢老是怎么认识的？
王：在阿坝卓克基，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河边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我搞到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他说自己叫谢觉哉。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他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他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著名的领导人。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可以御寒。我们再次相逢，是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记：听说您准备办一个书画展览？
王：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是我的创作高峰，画了很多画，如《强渡嘉陵江》、《红军不怕远征难》等。当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还有40多位，都在《强渡嘉陵江》上签了名。我没有学过画画的知识，但我很有激情，对红军题材非常有感情。现在眼睛不好，画不了了。
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您这次来到四川，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
王：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现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好了。
记：您身体这么好，有什么好方法？
王：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吃饭，胃口非常好。运动量非常大。经常有客人来找我，我一点也不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