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有幸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百花园中耕耘。从参加创作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迄今，先后写有《周恩来在上海》、《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张学良》、《延安颂》等多部电视连续剧。尤其在《长征》、《延安颂》两部电视剧的创作中有了深层次的感悟。

    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作家，不仅要吸收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的最新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消融到艺术家所独有的审美思维之中，并“自觉内化为艺术想像与艺术虚构的创造性思维的不竭动力。”如果说艺术创作要按艺术规律办事，我以为这就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唯有如此，我们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才会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品格。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作品的史诗品格是属于美学范畴的命题。通俗地说，艺术作品中史的品位是采用诗化的艺术手段再现的，而诗的艺术品位又能折射出古国文明史的博大和纵深。为此，我们在创作大型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所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再现长征、延安十年这两个时代，进而再塑造驾驶这两个时代航船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大的艺术形象服务的。同时，所有艺术创作手段，也只是艺术地再现长征、延安十年并塑造驾驶这伟大时代航船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大的艺术形象的工具。因此，我们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不是史书。我们所写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不是史学意义上的正传。相反，我们笔下的《长征》、《延安颂》是完全艺术化了的史诗，我们所塑造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历史伟人也是艺术典型。唯有如此，我们的《长征》、《延安颂》才能追求到“大势磅礴、荡气回肠”的美学品格。

    一切艺术作品的美学品格的追求，都是通过特定环境氛围的营造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来完成的。换句话说，我在创作《长征》、《延安颂》的过程中，是如何把我所独有的审美思维转化成典型环境的营造和典型人物的塑造呢？下边，我仅就毛泽东、周恩来等典型的领袖人物的塑造谈点体会：

    （一）从文化视角入手，塑造全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形象。

    毛泽东是湖南（古称楚国）人。从地理位置上讲，楚国位于长江中游，恰好是奔腾咆哮的长江冲出三峡，向着古时称之为“湖广”大地的两湖一泻千里之地。换言之，由楚国文化孕育的人民——尤其是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性格也是刚强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做到以节殉国、为主义献身，古代的屈原，近代的谭嗣同、陈天华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那不追求浮名、不尚私利、不向强权低头的倔强性格，我们都会从楚国文化中找到某些答案。另外，毛泽东生在封建社会走向崩溃、新的共和体制尚未确立的大变动时期，生性刚毅的他又必然成为追求真理、自愿接受革命暴风雨洗礼的弄潮儿。由此来审视——或作为描写、塑造毛泽东形象的切入点，就一定会突破以往观众通过影视屏幕所熟悉的毛泽东。简言之，这个新的毛泽东形象可借用一句古语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恩来祖籍浙江，生长在江苏，是古时的吴越属地。从地理位置上讲，恰好是长江入海之地。这里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而人民崇尚“春江花月夜”式的生活，喜爱像越剧这样的戏曲和文化，等等。而这些就构成了以“和为贵”、“忍为高”为核心的吴越文化。只要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所熟悉的周恩来的为人，立即就会想到“顾全大局，相忍为党”这八个大字。由此来审视——或成为描写、塑造周恩来形象的切入点，一个更为深沉的周恩来形象就会跃然于屏幕上。简言之，这个新的周恩来形象也可借用一句古语“厚德载物”来概括。

    作为编剧，必须通过毛泽东有血有肉的个性来展现长征中两次大的党内斗争才能征服观众。换言之，我们必须通过这两次大的激烈的党内斗争重塑一个由楚国文化孕育的——而且还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毛泽东性格。同样，作为编剧，依然必须通过只能属于周恩来的感人的戏剧情节，方能重塑一个由吴越文化孕育——并兼收西方先进的文化——而又是力行“厚德载物”的周恩来新的艺术形象。

    作为编剧，我深知写出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与厚德载物的周恩来两种不同文化性格的冲撞和融合，进而写出他们二人从相识到相知，不仅关系到两个领袖人物的塑造，而且也关系到全剧的文化品位。为此，我有意用了捉虱子这样一个情节：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叮咬，会前公然提出捉虱子比赛；对此，厚德载物的周恩来却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久，周恩来在过草地的前夕病倒了，邓颖超在他的毛背心上就捉了173个虱子。毛泽东看后悟出了一个真理：刚柔相济，始可有成。换句话说：这不仅从文化品格写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性格的迥异，更重要的是使自强不息的毛泽东认识到了若想完成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和厚德载物的周恩来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不同的观众看后，我想一定会从不同的视角感悟到更为深邃的革命道理来的。

    （二）从情节入手，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情节，是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最重要的戏剧因素。电视连续剧《延安颂》为了写出领袖和人民、领袖和战友的真实情感，并让今天的观众看后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并一定成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我有意安排了如下以情动人的戏剧情节：

    1.为了重笔写出毛泽东和陕北人民的深厚情谊，浓墨重彩地写了毛泽东在刘志丹牺牲之后，他认自称是刘志丹干娘的瞎大娘为干娘。他不仅关心瞎大娘的生活，还请苏联医生帮着瞎大娘治好了双眼。接着，双眼复明的大娘听说毛泽东因写《论持久战》烧了棉鞋，她就主动地帮着毛泽东赶做了一双棉鞋。当她听说毛泽东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华侨领袖陈嘉庚。她又主动地送来自己养的老母鸡，亲手煮了一锅鸡汤请毛泽东招待陈嘉庚；为了展现毛泽东深爱基层百姓的本质，有意组织了伍家婆姨因不堪忍受上级征粮，骂出了“雷公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的情节。他听后内心深受触动，立即下令不准处分伍家婆姨，送到延安，要亲自处理此事。当他了解了起因之后，不仅帮着伍家婆姨解决困难，而且还下调了陕甘宁边区的征粮计划。

    2.为了再现领袖和红军指战员的战友之情，《延安颂》重笔写了枪毙黄克功的戏。黄克功是老井冈，自然也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一员战将。由于恋爱问题，黄克功开枪打死了女朋友，在延安、在国统区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为了给大批涌向延安的革命青年一个说法，毛泽东不听战友为黄克功讲情，毅然决定召开审判大会，枪毙黄克功。但是，当挥泪斩马谡的戏就要上演时，毛泽东又淌下了极为复杂的泪水；同样，为了解除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顾虑，毛泽东力排众议，冒着极大的风险召见了被关押的许世友。由此，红军不仅实现了真正的统一，而且还感动了许世友，终生跟毛泽东干革命。

    3.时下的观众，对毛泽东与贺子珍离异以及和江青结婚都感兴趣，都希望《延安颂》能给一个符合历史的答案。我可以郑重地说：《延安颂》做到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时期结婚的。十多年来，尤其是在毛泽东受到打击、迫害的时候，贺子珍从未想过离开毛泽东。但是，当毛泽东在党内取得指挥大权之后，她为什么要坚决离开毛泽东呢？《延安颂》真实地写出了他们离异的原因和始末：

    十年内战时期，为了革命队伍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必须远离国内外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与世隔绝的。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正确地预见到全面抗战即将到来。为完成抗战救亡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必须尽快了解世界。换言之，他要求全党必须完成从与世隔绝到面向世界的过渡。由于斯诺访问陕北后写成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在中外产生的巨大反响，因此毛泽东越发主动地接近来访的中外记者。

    但是，贺子珍对此却没有思想准备，尤其她对毛泽东过分地与史沫特莱等外国女记者接触更是难以理解，甚至以传统的文化观念来要求毛泽东。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遂引起了他们夫妻情感逐渐破裂。最后导致贺子珍丢下不满周岁的女儿离开延安，铸成了他们的爱情悲剧。《延安颂》力图从与时俱进的文化视角解剖毛泽东与贺子珍爱情破裂的内在原因，真实地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怆然情怀。同时，也写出了他们不同的性格，也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总之，我们在创作《长征》、《延安颂》的时候，自觉地把审美思维转化为艺术的想像力，努力塑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代伟人的艺术形象。

    自然，《长征》、《延安颂》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它带给人们的思索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编剧，我深信不同的观众看后会得出属于他自己的结论。同时，我还坚信：《长征》、《延安颂》所颂扬的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一定会激励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