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是一部热情讴歌红军长征精神的颂歌,在这部作品创作演出40周年之际,笔者访问了《长征组歌》的曲作者之一,75岁高龄的李遇秋同志。

    李遇秋,也许是叫着顺口或便于记忆的缘故,在《长征组歌》的4位曲作者之中,被简称为“遇秋”。遇秋老人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长期在战友歌舞团担任作曲,一直合作得很好。《长征组歌》这部作品是我们4位曲作者通力合作完成的。”说到《长征组歌》的创作,老人兴奋不已,往事仍然历历在目。

    1965年4月,《长征组歌》的“主旋律”初稿敲定后,晨耕等4人赴杭州向正在西湖畔养病的肖华将军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近况。4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一番演唱,肖华将军听后觉得满意。接下来,这位红小鬼出身的将军诗人不顾疾病缠身,抽出了10个上午给他们4个人“上课”。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虽然听过多遍,可从将军口中说出,却是“别有一番风情”。肖华将军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说到四渡赤水战斗时,肖华将军绘声绘色地勾勒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大场面。李遇秋深有感触地说:“肖华将军对长征精神的解读,为我们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及几次大的修改,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从杭州回京后,就该写总谱了。遇秋老人回忆说:“那是1965年盛夏,我的创作就是在战友文工团的一间只有3平米的陋室里进行的,当时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那时我年轻,体力充沛,几乎没白天没黑夜地写,有时热得受不了了,就索性‘赤膊上阵’,只穿个裤衩,双脚泡在凉水盆里,身上披着一块湿毛巾……”这期间,他经常是边创作边落泪,泪水和着汗水浸透了一页页稿纸。李遇秋回忆道:“那些日子有几天躺在床上根本无法入睡。经常会产生出一种幻觉,一闭眼仿佛看见很多红军战士就围在我床前,大声地呼喊着:‘李遇秋啊李遇秋,我们都牺牲了。没有来得及看到新中国诞生。如今你还活着,一定要把这一切写好,我们眼巴巴地等着你呢……’。”李遇秋也是“小八路”出身,也曾在风雪夜翻过山坳坳,也曾几天吃不上饭,靠野菜、野果来充饥,也曾从日寇的“围追堵截”中死里逃生……就这样,在长征精神的激励下,李遇秋和他的战友们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

    在遇秋的案头,常年摆放着一幅周总理当年接见《长征组歌》全体演员时的合影,回忆起总理对《长征组歌》的关怀,遇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讲述了周总理生前多次观看《长征组歌》排练和演出时的情景。

    《长征组歌》于1965年5月开始排练。那时,周总理经常抽时间来到现场观看。有一次看完排练,总理兴奋地说:“很成功,祝贺你们,你们的路子是对的,一是革命的,二是民族的,三是大众的……当然还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做到既好听,又好唱,还要适合每个独唱演员自己的演唱特点。”遇秋老人回忆说,《长征组歌》汇报演出时,总理接连3个晚上看了演出,每次看完后,他都同大家谈感受,交换意见。有一次总理对他们几位曲作者说:“肖华同志的词写得好,你们谱的曲子也好,演唱得更好,尤其是二马一贾(指歌唱家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唱得好,我看可以公演了,再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比如你们虽然冲破了合唱的城墙形式,但如何解决乐墙啊?否则,演奏压合唱,影响了听唱。”总理还请演员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唱。遵照总理的指示,遇秋等人又重点调整了中西混合乐队的平衡协调及与合唱队的宾主关系。从1965年7月起,《长征组歌》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公演了20多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65年国庆节之夜,《长征组歌》在天安门城楼西侧为中央首长和英模代表演出,老帅们一边看一边鼓掌。总理走过来说:“你们能在这里演《长征组歌》,我很高兴,我祝贺大家!”

    1975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之际,这部作品以更加悲壮的基调,更为深沉的气势,出现在首都舞台上。这是十年浩劫后期呼唤长征精神的一个壮举。遇秋老人兴奋地回忆说:“那时的情景真让我终生难忘——在拥有2000多个座位的北京展览馆剧场,两个月内连续演出40场,场场都座无虚席,轰动了全国。那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响起‘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的歌声。许多刚从‘牛棚’中走出的和仍被‘挂起来’的老红军、老八路被接去看演出,他们中有很多人边看边落泪。”李遇秋回忆道,周总理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长征组歌》。他看了电视转播的实况演出后,又派工作人员来索取演出的实况录音。

    如今,每当说起《长征组歌》,遇秋老人都会情不自禁轻声哼唱起《长征组歌》中那雄浑、优美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