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一次准备不足的战略转移，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在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大量红军电文中，仅1934年10月1日至10月10日前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的各类命令和指示就有100多个，大多标注“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字样，足见当时战事之紧张。

    1934年10月2日，朱德发出《五军团整理后应能独立的继续长期战斗》的指示，给五军团送去了“一千人的补充团，红大生(注：红军大学学生)6名，彭杨(注：学校名称)学生83名……”

    同时，军委对五军团的武器装备也进行了重点补充：“枪支按规定补齐，子弹补齐每步枪30发，轻机枪300发，重机枪400发，手榴弹每个战斗员1个……”

    由此看出，军委在决定由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以后，已经意识到了战斗的残酷性，所以对五军团进行了重点补充，以使五军团达到如果与中央失去联系或打散，能够具备“独立的继续长期战斗”的能力。

    1934年10月7日，朱德发出了《三军团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人员、干部、弹药补充和军政训练的指示》。指示称：“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和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

    开始长征时，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这份电文中，暴露出了红军在战略思想上，仍然坚持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装备简陋的三军团模仿机械化部队与敌人进行硬碰硬的进攻作战。这导致三军团在随后的湘江战役中伤亡惨重。

    1934年10月9日，就在红军离开瑞金的前一天，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出《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对长征期间的政治工作进行部署。

    但这份指令为了赶在红军10月10日出发前发出，其内容非常简单，对红军并无太大的指导意义。

    两天后，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这份训令提出了在战略转移过程中的政治工作意见，要求红军“要利用各种小传单、捷报，迅速地把胜利的消息传播全军”，“战斗结束后，要立即恢复、健全连队的组织与纪律”。

    在战略转移行动开始以后才部署工作，可见红军开始长征之仓促。

    而对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人员的安置问题，在红军长征前也没有落实到位。直到1934年10月27日，红军司令部才发出一封电令给各军团，命令“一、九军团需抬的重伤战士、10日内不得好的重伤战士送油山(注：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游击区，发8元休养费留医，好后可即在该地加强和发展游击战争”。

    此时，距11月27日打响的湘江血战，只有一个月。